洋务运动比明治维新少了些什么？

在上面的几讲里，我跟各位讲了1854年美国人打开了日本国门后，日本所推行的一系列的改革，奠定了日本国家转型的基础，或者说大致完成了日本从一个前近代的国家向一个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使得日本在19世纪末的时候，已经成了一个亚洲最强大的国家，迅速地在世界舞台上崛起。这一讲里，我想跟各位做一个比较，即几乎是同期内，中国也进行了一场被后人称之为“洋务运动”的维新尝试，可是造成的结果却是大相径庭，其缘由究竟是什么？中国的洋务运动比日本的明治维新到底或缺在什么地方？这当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前人论述已经不少，这里我想谈谈自己的一点想法。

我觉得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最根本的差别，在于思想、意识、观念上的差别，由此导致了两者在改革的目的和改革领域的广度和深度上的差别，当然其得到的结果也是迥然不同的。

1854年以后从幕府末年到明治时期大约50年左右的维新，虽然还存在着诸多弊病和不彻底性，但它基本上是一场从思想和制度的层面启动的综合性的改革运动，也就是说，这是一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日本人思想观念和政治制度的改革，沿袭了近千年的封建制度（分封土地、建立诸侯）正式解体，原来分割成近百个藩的准地方割据变成了一个统一的帝国，在实施了两百多年的锁国政策后，日本人看清了整个世界，明白了自己国家在整个世界上的位置。因此明治维新差不多在一开始目标就比较明确，那就是以欧美文明为目标，成为一个与西方并驾齐驱的新兴文明国家。一切的改革都是以此为目的。日本人倡导“和魂洋才”，重点在于日本人传统的精神不可忘却，需要坚持，但制度是可以改变的，西洋的文化、思想、知识和技术都是可以汲取的，将两者加以巧妙的协调和融合，就可以创造出一个新的境界。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呢，它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就是说，中国的东西是基本体，这是主要的，不能动的，西方的东西，只是作为一种“用”，中国人需要汲取的，只是它的“技”。虽然从明代开始，西方的传教士已经传来了新的知识，利玛窦早已给中国人描绘出了世界地图，但却完全无法动摇中国人的天下观和天朝意识，在近代跟西方列强的几次交战中，也一而再再而三地领教了西方的船坚利炮，但却依然把西方国家看作是低自己一等的“夷”，拒绝他们在京城开设公使馆，拒绝与他们平等相待，虽然认可了它的“技”，但并不认为这些国家在整体的文明水准上已超过了中国，而且基本上没有认识到欧美高度的物质文明背后，是它原本有古希腊文明作为基础又在文艺复兴时代后重新构建起来的近代精神文明。因此，洋务运动的领袖，基本上都没有对近代西方的思想、政治制度产生过兴趣，他所着力推行的领域，始终只是停留在架设电报线、建造新机器、开发矿业、开办实用性的新学堂等这些实务性的层面，也就是说，洋务运动，只是使用国家资本催生出了一部分的新兴产业，包括对近代海军的培育，但却没有触及一丁点中国的政治制度，也没有使得从上到下的中国人的世界观、价值观获得根本的改变，至少在甲午战争失败之前，“华夷思想”依然是中国人认识自我和他者的基础，大部分的中国人依然认为中国的本体不需要改变，需要改进的只是某些技术的层面。结果甲午一战，立即显示出了谁是成功者，谁是失败者。在福泽谕吉的眼中，经过将近三十年的维新，日本已经成了东亚新兴文明国家的代表，而同时期的中国，依然是一个抱残守缺的“野蛮国家”。

是什么造成了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呢？我觉得最根本的，还是在于意识、观念，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差异。在战国时代前后逐渐形成的“华夷思想”，在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文明史中，一直是认识“我”与他者的基本理念，也是辨别何谓文明的一个基本尺度，它的中心思想就是华夏、中土地区是天下的中心，是文明水准的最高地区，因而中土地区的王朝被称为“天朝”，四周则是文明水准相对较低的蛮夷区域。虽然历史上汉民族的王朝国家曾经两次被来自所谓“北狄”地区的他民族征服，但中华王朝的文化命脉却一直不曾中断，这种长久的生命力，赋予了“天朝”的正统性与合理性，这种观念和意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没有弱化，反而越来越固化，因而“祖宗之法不可变”几乎成了朝野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基本共识。当西方文明随着大航海时代被打通的海路日益向东方涌来的时候，中国人在很长时间里没有意识到这种冲击和挑战的严峻性，当然也不愿意承认这种外来文明在整体上的先进性，只是消极的应对，对自己做局部性的表层性的改变。日本人原本也受到中国“华夷思想”的影响，开始时称西方为南蛮，或“蕃”，但在1862年就改称“洋”，这一字之改，就显示了日本人世界观的转变。这是因为，在近代以前，日本在历史上一直是外来文明的接受国，虽然也有所谓“神国”和“皇国”的臆想，这种臆想在很大程度上是营造和想象出来的，实际上缺乏内在的底气，因此，日本人的历史因袭远远没有中国人那么沉重，他们对待事务，更多的会出于一种现实主义的考量，而不会过分沉湎或拘泥于以往的传统。

日本人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改变，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促进或引领明治维新的主要领袖型人物，无论是民间还是政府，早年都曾经游学欧美，民间的比如福泽谕吉、中村正直、森有礼，官方的比如伊藤博文、井上馨，都曾在1860年代至1870年代在海外待过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且绝大部分都在青年时代，大抵掌握了欧美国家的主要语文，他们在欧美亲身感受到了西方近代文明的先进性，很清楚当时的日本与欧美之间在近现代文明上的差距，因而承认日本只是一个半开化的国家。因而有了1860年代中期开始的启蒙思想运动和之后的自由民权运动，这两场运动，再加上日本执政者在明治初年将近两年的海外考察，改变了至少半数以上日本人的思想观念。而中国洋务运动的发起者曾国藩、李鸿章等，或者一辈子从来没有出过洋，或者到了老年时才出了国门，而且中国的领袖，都不通晓外国语文，这严重阻碍了他们对于西洋文明的认识。他们也从来没有想到、或者不屑于派遣本国青年到欧美去留学，直到在美国人的帮助下自费从耶鲁大学毕业的容闳的一再建议，才在1872年派出了幼童去美国留学，1877年才派出了严复等人去英国学习近现代海军。中国的官方人物中，1877年到达伦敦的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差不多是第一个亲身体验西方文明的高级官员，他撰写的《使西纪程》，几乎是一部可以与岩仓具视使节团的考察报告相媲美的优秀著作，可是却遭到了同僚的诋毁和朝廷的压制，他本人也因此而失去了所有的官职。

这与福泽谕吉等人在日本著书公然宣扬西洋文明的命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正是这种守旧甚至可说是愚昧顽劣的落后意识和思想严重阻碍了中国的朝野对于自己与世界的正确认识，导致了清王朝的中国没有或者不敢从制度和观念上实行根本的改革，所有的官府制度一切照旧，因而也没有放开手脚培育近代的产业（只有少量的官办企业），没有建立近现代的教育制度和教育体系（科举制度直到1905年才被废除），没有建设以铁路为中心的近现代的交通网络，没有用现代的制度和训练方式来培育起一支现代的军队，自然，对于现代司法体系、现代警察制度、现代医疗卫生体系和设施的建设，就更为忽视了。官方更不敢通过现代教育制度和现代新闻出版体系来造就具有新理念、新知识的现代新国民了。而在这些领域，日本虽不能说完美，却都在一一推进，在官方和民间的努力下，以四大财阀为主轴的现代产业大致发展起来了，从寻常小学到帝国大学的遍布全国的各级教育机构陆续建立起来了，通过开设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海军大学以及建立征兵制等的方式建立了一支全新的海陆军，1890年，仿照欧洲的君主立宪制正式确立，两院制的国会开始运作，虽然缺陷多多，但至少在门面上，现代司法体系建立起来了，以日本人为主体的现代新闻业和出版业蓬蓬勃勃，而同时期的中国主要报纸和杂志，一开始几乎都是由洋人创办的。少量的铁路也几乎都是外国资本开建的，除了官商合办的招商轮船局，航运业基本上是外国资本的一统天下。

由此可见，历史因袭的沉重、观念的陈旧落后和现代知识的匮乏，一开始就阻碍了中国人对于自己与世界的正确认识，也决定了洋务运动最终只是一些表层的动作，或者花钱买一些新机器新轮船而已，而不能从思想制度和知识的层面来根本改变这个日益衰败没落的国家。也就是说，新思想新观念新知识，是洋务运动比明治维新缺少的根本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