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听180秒来自西方的新风：启蒙思想推动自由民权运动

在上一讲里，我跟各位讲了日本近代最重要的一位思想家福泽谕吉，讲到了他早期在欧美的三次考察和体验使得它变成了一个西方文明的鼓吹者，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他在这方面撰写的最早的一部著作《西洋事情》。当然，真正使他成为一个思想家的，是他的另两部著作：《文明论之概略》和《劝学》，这两种书都被列在了商务印书馆的“世界汉译学术名著”内，早就有了很好的中文译本。《劝学》一书在初版后的16年内，竟然印行了70万册，这在当时六千万人口的日本，可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啊！由福泽谕吉主导的这一场近代日本的启蒙思想运动，到底鼓吹了一些什么样的思想呢？这里先把上述两本书中的主要思想很简要的说一下。

福泽谕吉首先充分可定了西洋文明的先进性，认为西方的文明代表着人类发展的未来方向，开放以后的日本，为了避免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唯有以西方先进国家为楷模，向西方的文明水准看齐，他在《文明论之概略》中比较完整地表述了他对当时世界的理解，他说：“若论现今世界的文明，欧洲诸国及美国是最先进的文明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诸国，可称为半开化的国家，非洲和澳洲可看作野蛮国家。”他进而指出：“现今世界各国，无论它是处于野蛮状态还是半开化状态，若要谋得本国文明的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其为评论的标准。”从这样的认识出发，他认为原先在东亚影响很大的儒家思想已经落伍了，已经成了日本向现代文明推进的负的思想资产，应该抛弃掉。在《劝学》中他宣扬了人生而平等的思想，他说：“上天不造人上之人，也不造人下之人。”江户时代所规定的“士农工商”这一四民等级的制度必须打破，人应该享有同样的上学和就业机会。这样的理论，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欧美已经并不稀罕，但在当时的日本，差不多还是振聋发聩的，人们觉得很新鲜，很奇异，因而也激发了人们的思考。可以说，福泽谕吉是当时启蒙思想运动的旗手。

启蒙思想运动中，还有一位比较著名的人物是西周（1829-1897）。我在日文版的英国大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中看到对他的介绍或定位是“启蒙思想家”。他的家庭原来是津和野的藩医，4岁时即跟着祖父学习《孝经》，后来进了藩校“养老馆”，潜心研读儒学，以后离开家乡去各处闯荡。1853年冬，在江户跟着一位藩医学习荷兰语。17世纪初开始，为防止基督教的流播，扰乱人心，动摇政权，江户幕府实施了严格的锁国政策，只在长崎一隅允许与荷兰和中国做贸易。在长崎的出岛开设有荷兰官方的商馆。18世纪时幕府解除了荷兰文书籍入境的禁令（宗教书依然严禁），在日本逐渐形成了依托荷兰文汲取西洋新知识的“兰学”，一时，除了国学、儒学之外，兰学也是知识人瞩目的对象。西周因而有了学习荷兰文的动机。1854年国门被美国人打开后，英文受到了人们的关注，西周也在1856年开始跟人学习英文。1859年他当上了幕府开设的蕃书调所的教授助手。1860年，他与津田真道向幕府提出了去外国留学的愿望。2年后的1862年6月成行，差不多一年后到达了荷兰的阿姆斯特丹，随后进入了莱登大学进行了三个月的荷兰语学习，然后专攻法学和经济学。将近三年后回到了日本。可以说西周是在西方接受法学和经济学训练的第一批日本人，回国后立即受到了幕府的器重，担任了当时最高学府开成所的教授，他把荷兰教授讲授的《万国公法》（现在一般译为“国际法”）讲义翻译成日文，呈献给幕府。1867年，他应江户幕府的末代将军德川庆喜之召，向其教授法语，又向德川将军解答了英国议会制度和三权分立体制的问题。1870年，在自己的宅邸开设私塾育英社，讲授“百学连环”（即百科知识），翌年被新政府的宫内省召去担任皇室的侍读。1873年担任陆军省第一局第三课课长，以后长期在军部供职。74年加入日本最大的启蒙思想团体“明六社”，在《明六》杂志上发表《知说》，出版《百一新论》、《致知启蒙》，成了启蒙思想运动中的名著，与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劝学篇》等一起，影响了不久兴起的自由民权运动。西周还翻译出版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约翰穆勒的名著《功利说》，把西语中philosophy翻译成汉字的“哲学”。无疑，西周是一位在相当的程度上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先驱。

启蒙思想运动中还有一位有力的人物是中村正宇（1832-91），他早年以儒学家著称，汉诗汉文都写得很好，尤其对朱子学和阳明学比较倾心，后来受到时局的影响，开始关注海外政情，习读英文，1858年写了一本《洋学论》出版，1866年被幕府派往英国留学，在伦敦苦读一年，如饥似渴的吸吮西洋文化，深深地为西方人励精图治的自立精神所打动，1868年经法国返回日本。1870年，他把英国人斯迈尔的Self-Help这本书改名为《西国立志篇》翻译出来，还加上自己个人的一些论述，全编总共11册，书中介绍了产业革命时期英国人的奋斗故事，这些故事和精神鼓舞了一代日本人。1872年他又把英国伟大的思想家约翰∙密勒的《论自由》翻译出版，在当时也很有影响，尤其对日后掀起的自由民权运动，真可以说是思想上的雨露春风。中村还参加了1873年成立的启蒙社团“明六社”的活动，陆续翻译出版了斯迈尔的《西洋品才录》（又译为《品格论》）和美国人爱默生的《报偿论》等，也是当是启蒙思想运动的一面旗帜。

不过真正打出启蒙思想旗号的，应该是森有礼（1847-1889），萨摩藩在1863年夏天被英国舰队重创以后，就改弦更张，把“攘夷”的主张改成了“师夷”，1865年秘密派遣了19个年轻人去英国学习，其中就有森有礼，他在英国留学之后，又去俄国考察，1868年回来时，幕府已经被打倒了，他就去明治政府中出任官职，回来后因为主张废除一般武士佩刀而遭到武士们的攻击，不得已退居故乡，不久又被派往美国任职，回国后大力推动启蒙思想运动，创立了“明六社”和《明六杂志》，我们只要稍稍看一下杂志上都发表了哪些文章，就知道明六社的主旨和倾向了：《开化第一话》、《评民撰议院设立建言书》（第3号）、《北美合众国的自立》、《美国政教》（第5号）、《期望出版自由论》（第6号）、《独立国权议》、《开化的推进应依据人民的众论而不惟政府》（第7号）。这些著作和文章在当时蔚成思想启蒙的大潮，与其他启蒙思想家的言论一起，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时代日本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为稍后兴起的自由民权运动营造了强有力的思想舆论，同时也培植了日本人的近代民族国家意识。

在这样的新思想新观念的推动下，从187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出现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自由民权运动。正式的发起人，应该要算板垣退助。他原本来自倒幕的土佐藩，明治新政府成立后，他也曾在政府里面做官，后来与政府中占主流地位的萨摩藩长州藩出身的官僚发生意见不合，便退出政府，发动民间运动。恰好这时启蒙思想运动的主要基调是自由民权和人的平等，于是板垣等人便以此为武器，对萨摩藩、长州藩出身的政治家把持的明治政府展开批判，在1874年向政府提出了开设民选议院的建议书，要求日本像西方国家一样制定宪法、开设国会，修改与西方列强签署的不平等条约，并且自己组织成立了政治团体爱国社。

这里要指出的是，不少自由民权运动的领导者，本身也是启蒙思想家，比如运动主干的植木枝盛，先后出版了《民权自由论》《天赋人权辩》等，法国留学归来的中江兆民则翻译出版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恰好那时候社会上的中小地主、商人、城市里的知识阶级等也对政府抱有不满，于是积极响应这一主张，纷纷成立了各种政治团体，举行集会，出版报纸杂志，鼓吹自己的主张，农村的地主农民还提出了减轻地租的要求，一时间全国上下热闹非凡。政府不得以，答应十年之后开设国会，但是有些激进分子依然不依不饶，甚至还有些人主张以实际行动来颠覆政府。这就招来了政府的镇压，板垣退助本人也遭到了刺杀，热闹了一阵之后，人们的热情也就渐渐消退，支持者也逐渐下降，到了1882年以后，作为运动的这一热潮慢慢地偃旗息鼓了，但是运动主张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也顺应了民意，明治政府果然在后来颁布了宪法并开设了议会，这是后话，我们以后再说。

我在这边要指出的一点是，同样规模的启蒙思想运动在1915年之前的中国没有真正出现过，1900年前后曾有严复等人翻译的《天演论》、《群学肆言》等西方思想著作的出现，但一来时期较日本晚了将近三十年，二来这些译著都采用深奥的文言，许多新的词语没有妥帖的翻译出来，限制了他的影响力和传播力。而中国朝野普遍意识到要建立现代宪政，则是在1905年前后了。因此，日本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基本成功，强有力的启蒙思想运动和由此引发的自由民权运动，是极为重要的两个环节，绝对不可轻视它在日本近现代文明进程中的奠基性的重要作用。可以断定，没有这两个涉及人们观念思想的变革，就不会有后来的社会变革和国家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