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听180秒兰学的萌发与国学的兴起

我们在探讨近代以后日本和中国为什么会走上一条大相径庭的道路时，当然会谈到许多原因，但有一点不可忽视的就是，日本在近代的前夜，也就是一般人所认为的闭关锁国的江户时代，曾经形成了一个“兰学”，即以荷兰为媒介，通过荷兰语和德语（这两种语言在语系上是非常相近的），汲取了16世纪以后、也就是文艺复兴时代及以后欧洲出现的新知识，这些新的知识在相当程度上更新了日本知识人的世界观，由此传播的新知识，也使得后来西洋文明在日本登陆时，江户末年的知识先进立即就认识到了西洋文明的意义和价值，并对此表现出了欢迎的态度。

那么，在实施了锁国政策的江户时代，怎么会形成一个兰学呢？我在前面曾经讲到过，即便在严厉的锁国时期，江户幕府还是在长崎的一个角落开辟了一个特区，允许中国人和荷兰人在划定的区域内跟日本做贸易。荷兰原本在长崎隔海湾相望的平户港开设有商馆，1641年7月奉命转移到了长崎的出岛。与中国商人集居的“唐人屋敷”不同，荷兰商馆最初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日本的分公司，后来成为一个国营机构，因此一直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商馆的馆长是一个代表荷兰的官方式人物，每年要去遥远的江户参见幕府的将军，后期改为五年一次，即便这样，到1850年为止，参见的次数总共达到了116次，其中有些人物，将一路的见闻写成详尽的考察记在西方出版，成了西方早期研究日本的重要著作。不过日本方面，为了严禁基督教的书籍流入，在与荷兰的贸易上，也不允许有出版物进来，然而为了与荷兰人联系，也培养了几名通晓荷兰语的翻译，于是日本就有了一批懂荷兰语的人。到了1720年，德川家族的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他的思想比较开明，对西方的物品和知识比较有兴趣，很久以前，来江户参见将军的荷兰商馆馆长就曾先后把荷兰博物学家德德奈斯撰写的《草木志》和约翰斯东撰写的《动物图说》呈现给了当时的将军，但当时没人有兴趣，就一直被束之高阁，蒙尘多年。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想起了这批书籍，就命令当时一个对草本学很有研究、名叫野吕元丈的人去翻译，于是野吕就跟另一个叫青木昆阳的人一起学习荷兰语，每年荷兰商馆的人来到江户时，就向他们请教，一起探讨，编译出了一本《荷兰本草和解》，这差不多是日本对西洋著作最早的翻译出版。从此以后，只要不涉及宗教思想的书籍，主要是医学、植物学、动物学、地理学、航海学、建筑学等的著作就得到了解禁，被允许带到日本来。青木昆阳则奉了德川吉宗的命令，继续向长崎的荷兰语翻译学习荷兰语，在1743年编著了《荷兰话译》和《荷兰文字略考》出版，于是渐渐形成了一个通过荷兰语学习西方新知识的动向。

18世纪的前野良泽是日本兰学史上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他本来是学医的，47岁时决定转向兰学，跟着青木昆阳学习荷兰语，并到长崎去游学。这时他已阅读了由德国人克鲁姆斯原著、后被翻译成荷兰语的人体解剖著作。1771年时，他参加了对一个女死刑犯的尸体解剖，很惊讶克鲁姆斯的著作对人体结构描述得如此准确，觉得研究医学，了解人体结构及各内脏之间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于是决定与杉田玄白等一起，经历了三年半的时间和多次修改，终于在1774年以《解体新书》的书名出版问世，这标志着日本兰学的正式成立。在正文之前，有一篇用汉字汉文撰写的刻写序言，一开始就说：“阿兰之国，精于技术也。殚心力，尽智巧，而所为者，宇宙无出其右者也。故上自天文医术，下至器械衣服，其精妙工致，无不使观者爽然生奇想焉。”后来杉田玄白在1815年出版了一本记叙自己与同仁们学习研究兰学经历的回忆录，叫《兰学事始》，兰学这个词语也广泛被大家所接受了。

由西方传入的新的地理学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日本人的世界观。以儒学家著称，同时对西方的新学问极有兴趣的新井白石1713年写了一部《采览异言》，最早是参照了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地名的标注基本上都沿袭了利玛窦的汉译名，同时又参考了由荷兰商人传入的其他各类世界地图。全书分为五卷，分别是欧罗巴、利未亚（非洲）、亚细亚、南亚墨利加（南美）、北亚墨利加（北美），体系比较完整。多年以后的1803年，兰学家山村昌永根据所获得最新知识对这部书进行了大幅度的增补，完成了《订正增译采览异言》，篇幅是原著的十倍左右。

1737年出版的北岛见信的《红毛天地二图赘说》，是在长崎的荷兰语翻译西善三郎的帮助下，根据此时传入日本的德国天文学家Joannes Hevelius 的原著（1700年出版于阿姆斯特丹）编译的，有上中下三卷（下卷已散佚），对星名和地名都有较详细的注释解说。19世纪上半叶出版的地理学著作主要有箕作省吾编译的《坤舆图识》、《坤舆图识补》和杉田玄端翻译的《地学正宗》。后者基本上是荷兰人P·J·Prinsen《地理学教科书》的翻译。

我觉得，兰学在日本最大的意义，在于一批日本的知识人以欣赏和接受的态度注意到了西方传来的新知识，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和鼓励，于是这些西方新知识为日本人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铺垫。

江户时代在思想和学术上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是所谓“国学”的兴起。日语语境中的所谓国学，就是力图要将日本的思想和精神回归到受到儒学和佛教影响之前的日本原典，具体来说就是日本最初出现的典籍《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以及后来以《万叶集》、《古今和歌集》、《源氏物语》为代表的日本平安时代的古典作品，从中来开掘出日本原本的思想精神，强调天皇家族的创世神话，从而来突出日本作为一个神的国家的独特性，因此必须排斥外来的儒学思想和佛教思想。这可以看作是日本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张扬，也可看作是日后日本狭隘的民族主义在近代以后登场的一幕序曲。

我在前面讲到，江户幕府从巩固他自己政权的立场出发，将强调等级尊卑的朱子学列作了自己官方的意识形态，此外，江户幕府也非常抬举佛教，佛教的寺院组织成了幕府管理民众的重要辅助机构。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部分日本知识人开始从古典研究中去寻找日本本土的思想资源，较早的，有17世纪后半期的契冲，他在《万叶集》《古今和歌集》和《伊势物语》等的研究上蜚声日本，被认为是奠定了日本国学研究的基石，而18世纪前半期的荷田春满则是契冲的继承者，他研究的重点在日本最早的古典《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他试图从日本古代的创世神话中去寻求所谓真正的日本精神，因此他同时倡导“复古神道”，即要让神道回到儒学和佛教传入之前的状态，以此来张扬日本人的本我意识。而国学的集大成者，则是声名最为卓著的、18世纪后半期的本居宣长。

本居宣长原本出生于商家，后来有志于医学，又转为儒学，因此在医、儒两方面都有不浅的造诣。他后来拜在另一个国学家贺茂真渊的门下，在《古事记》和《源氏物语》上花费了很大的功夫，历时34年，他撰写出了《古事记传》，对《古事记》一书进行了详尽的注释和解说，至今依然被认为是研究《古事记》方面的一部经典。通过对《源氏物语》等日本传统文学作品的研读，他认为“物哀”是日本文学的一般理念，即日本人在审美上更多的是强调感性的美、感性的情调和情趣，以及基于审美的感动。这一主张对后世的日本文化理解，产生了悠长的意义。和其他国学家一样，本居宣长也排斥从中国传来的儒学和佛学，倡导所谓的“古道学”，要从日本最初的民族历史中去找寻原始的日本精神。这一主张，到了他的再传弟子平田笃胤那里，就走向了进一步的极端，把倡导国学与复活古代神道、推崇皇祖皇神和天皇皇权神授的思想紧密连在了一起，在某种程度上对幕府统治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结果遭到了幕府的排斥，将他驱逐出了江户。

简而言之，在江户时期，日本思想界出现了三个大的动向，一是幕府当局接受和鼓吹的来自中国的朱子学，因为它强调尊卑秩序的理论有助于幕府政权的统治，第二是通过荷兰文传入的接受西方新知识的兰学，它在一定程度上为近代以后日本接受西洋文明做出了有力的铺垫，第三则是对上述两种思潮的一种反动的国学，主张要从日本的上古时代去寻求原始的日本精神，是一种日本人本体意识的张扬。这三种动向或者说思潮，都以不同的形式为日本近代以后的发展铺设了潜在的轨迹，这我们在下面再进一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