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听180秒江户幕府为何会青睐朱子学？

16年前一个5月的黄昏，我在东京乘坐中央线电车到御茶之水站下来，向北走过一座桥，可以看见东面有一片蓊郁的树丛，走近后，发现在繁茂的树林中掩映着中国式建筑的屋甍，这就是在东京颇为有名的汤岛圣堂，俗称孔庙，里面气势颇为宏阔的大成殿，最初据说就是按照朱舜水绘制的图样建造的。就像中国的孔庙一样，它不只是一个祭祀的场所，而是与学校连成一体的。说起这所学校的创建人，应该追溯到江户早期赫赫有名的儒学家林罗山（1583-1657）。林罗山可以说是江户时期声名最为显赫的儒学家，但江户儒学的开山祖则应推比他更早的藤原惺窝（1561-1619）。惺窝早年在京都五山之一的相国寺为僧，就像当年的其他僧人一样，在寺院里他既习禅，又学儒，成为一代名僧，江户幕府的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曾召他去讲《贞观政要》。但后来在与朝鲜来的朱子学家的交流中，他的儒学自觉意识开始觉醒，毅然脱离寺院，专攻儒学，并且接受朱子学的新观点和新方法。惺窝的弃禅归儒，标志了宋学已从禅学的卵翼中脱离出来成了一门独立的学问。林罗山就是惺窝的弟子。

由朱熹最后完成的朱子学，一般又称为“宋学”。这里我们把目光稍稍往上追溯到宋代的中国。进入宋以后，中国的思想界发生了显著的两个大变化。一个是以程颢程颐兄弟和朱熹为代表的宋学（又称新儒学）的诞生。宋学打破了汉唐的训诂之风，在宇宙观、方法论乃至伦理学方面都提出了许多新的观念，注入了新的思想。另一个变化是素来处于对立状态的儒学和佛学（严格地说是禅宗）出现了走向融合的倾向。中唐时期成熟起来的中国式的佛教——禅宗，入宋以后曾一度十分昌盛，它在理念和方法论上，与宋代儒学有不少近似点，比如，禅宗以见性成佛为主，宋学以穷理尽心为本；禅宗提倡回复自己的本原，宋学则主张探求自己的本性。禅宗的修行方法是坐禅内观以达顿悟，宋学的治学方法则是静坐省察以求豁然贯通。这些相通点，以及禅宗的主动向宋学靠近，使得它们逐渐走向了融合。南宋以后的禅僧大都兼习禅儒。宋学何时正式传入日本，似乎没有十分明确的起始年份，但明确地将宋学的著作带到了日本，并在日本传播了宋学的，是从1235年到1241年在宋留学了6年的高僧圆尔辨圆。圆尔在杭州师从无准师范，回国时除佛学著作外还带回了朱熹的《大学或问》和《论语精义》等著作，后来还给镰仓幕府的执政北条时赖讲解南宋人所著的鼓吹儒道佛相通的《大明录》，他此后又在京都主持五山之一的建仁寺，在弘布禅法的同时也传播了宋学。

比圆尔稍晚的元初普陀山名僧一山一宁（1247-1317）受元成宗的委派于1299年来到日本，因元军曾试图攻占日本，一山开始时自然是受到了不友好的待遇，遭到囚禁，但后来放弃政治使命，专事佛学，居住在寺院，最后受上皇之命主持位居五山之上的京都南禅寺。一山博学多才，除佛学外，还讲授宋学，培养了许多兼通宋学的高足。可以说，圆尔等日本僧人的主要功绩是将宋学著作带入了日本，而一山等中国僧人到日本后则着重于宋学义理的阐发，使宋学的学理得到了播扬。我这里虽然用了传播或是播扬这些词语，但实际上它传播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其场所也无非是五山禅僧和京都的公卿和所谓的博士之间，也就是说，宋学主要在都城的中上层有影响。

在江户时期兴盛的儒学，准确地说是朱子学，即由南宋时朱熹建立起来的新儒学体系，它最主要的就是“气”、“理”说，即将宇宙万象的存在看作是一种气，而使得这种气得以存在和运作的则是基于一种理，就人而言，前者为气质之性，后者为本然之性，本然之性当合符理，这就是所谓的性即理的命题。总之它比较强调法则、规范和秩序。在中国的明、清两代，统治者往往将其视作是建立和规范巩固统治秩序的理论依据。那么，中国的朱子学为什么会在江户时期的日本出现了绚烂的兴盛期呢？我想，理由大概有两点。一个是学者的理论自觉，一个是在连年的战乱之后终于依据武力夺取了政权的德川幕府出于巩固政权平定天下的需要而在政治上加以支持和扶植的结果。

我把话题再回到林罗山。林罗山出身武士家庭，家境似乎并不富裕，十几岁时就在京都的建仁寺内学诗作文，读了不少儒学书，据说他读书很用功，寺内传来开饭时的木板敲击声他也往往充耳不闻，经常错过了用餐时间。在投入惺窝的门下时，他曾自编过一份《既读书目》，共440余种，除儒学著作外，几乎涉及了兵、医、法、史、佛和文学等所有的门类，应该说是个饱学之士。但也许因为读得杂，深入往往就不够，所以惺窝指点他对学问要细加辨析。林罗山自己也很早就设私塾招门徒，聚众讲学，主要讲朱熹的《论语集注》。当时私人在民间授徒讲学是有违官方传统的，曾有人到德川将军那儿去告状，德川不以为忤，对他的行为网开一面。也许德川幕府已意识到了朱子学对巩固自己的政权是一种有力的思想武器，这种思想，越是广为播扬，对幕府的统治就越为有利。因此在1630年，幕府将上野的一块土地赏赐给林罗山，林罗山在此建造了书院和文库，1632年又在尾张藩主（诸侯）德川义直的帮助下创建了孔子庙（又称先圣殿），林罗山去世后，他的子嗣又建立了称之为“弘文馆”的学寮，专事朱子学的教育，1690年，德川幕府的第五代将军纲吉将孔子庙移到了汤岛，在此进行儒学经典的讲授。此后，一方面由于林家后继乏人，一方面曾遭到两次火灾，学堂曾一度衰败。后来在幕府的支持下，重新扩建学舍，而且网罗了一批名流时彦，定名为“昌平坂学问所”，规定只能讲“正学”（即朱子学），禁止其他异学。以后作为一所教育机构一直持续到明治初年（1871年），不过这批建筑在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中都遭到了毁坏，刚才我提到的的汤岛圣堂，是1935年重建的。

林罗山在生前确实是相当的风光，自他23岁时由惺窝介绍去京都二条城谒见德川家康后，就一直受到幕府的重用，从此走上仕宦之途，幕府的文书律令几乎都出自他的手笔，他的子孙，也一直得到幕府的恩宠，说到底，这是因为他所倡导的朱子学赢得了幕府当局的喜好。德川家族是靠了背叛主公丰臣秀吉而获得天下的，上台后又将天皇搁置在一边，为了取得各地大名对他的臣服，江户幕府希望有一种思想理论能够支撑自己的统治。朱子学的“天命论”正好迎合了德川幕府希冀建立新权威的需求，而朱子学中重法度、重秩序、重上下尊卑的思想又为巩固政权提供了理论保障。我们在说到中华文化或中华思想对日本的影响时，也应当注意到这些消极的负面的因素。比如女性的社会地位，日本与中国不同，因为它脱离母系社会相对较晚，因而女性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在社会生活中曾扮演着比较重要的角色，历史上女性担任天皇并不是个别的，女性在社会生活中也具有相对较大的自由度，平安时期文学的主要创造者多为女性，一直到室町时代，女性并没有处于完全受压制的状态。但江户时期，受朱子学中君臣父子思想的影响，女性的地位降到了最低点。

不过，朱子学中也不尽是保守的负面的东西，朱熹所提倡的“格物致知”的思想在后来也受到了另一派儒学者的重视，并将其发展和充实，如曾拜朱舜水为师的安东守约以及新井白石，还有江户末期的佐久间象山等，就继承和发展了朱熹思想中的合理主义的一面，他们更多的将朱熹学说中的“理”解释为事物的规律性，由此推动了日本人合理主义思维的发展，有人甚至认为，幕府末年和明治时期日本人比较容易接受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与朱子学中合理主义思想的传播是有关的。这种说法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后期的朱子学学者大都是医生和商人出身，他们比较多的注重事物的实际功效和实在的道理。同时，由于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的差异，儒学或朱子学的理念在中国和日本被理解和接受的角度和程度也会有差异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日本“忠”的概念要远远大于“孝”。在江户时期，出现了众多的儒学者，阐述和发展了儒学（主要是朱子学），也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儒学，或者说导致了儒学的日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