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听180秒江户、京都、大阪是如何繁荣起来的？

相对于中国，具有数量众多的市民居住、街市商业繁盛的城市，在日本其实出现得相当晚。在中国，正如文明进程要领先于日本许多世纪一样，城市商业的起步也比较早，且不说汉魏时期，至少在唐代时各类市场已经相当发达，粮市、鱼市、菜市在京城长安和地方上稍有规模的城市中大抵已经形成一定的格局，街市中或通衢大道上，食店酒肆已并不鲜见。到了北宋时，以京城汴州（开封）为中心，城市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并形成了相应的市民阶级。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对这一情形的最好写照。都城南迁到杭州以后，军事上虽然并不强盛，经济却是相当发达，城市商业更是呈现出了空前的繁荣，人口也达到了空前的一亿一千万，其中城市人口应该也达到了相当的比例，已经孕育出了近代以前的市民阶层。

而日本的商业，尤其是城市商业的兴盛，真的是非常晚近的事。自从7世纪末开始的藤原京到8世纪的平城京（奈良）和以后的平安京（京都），日本也是有过像样的都城的。但这些城市的格局基本上没有脱离过中国唐代的都城长安的范式，基本上都是棋盘式的格局，大致独立隔绝的街坊形式是其基本特点，甚至比长安更倒退。奈良和京都虽然设有东市和西市，但规模其实很小，行市的时间也很短，交易的内容相对贫乏，而且那时尚未形成充分的货币经济，从城市商业的基本特征来看，奈良和京都是很不充分的。更重要的一点是，城市的功能完全是以宫廷为中心的，居住在城市中的基本上都是王公贵族、政府官吏和和各类仆役，几乎没有真正的城市居民，因此也就无所谓市民阶级。这一情形，在镰仓时代和室町时代也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但是这一情形在江户时代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其背景性的原因，第一点是政局相对稳定，社会比较安定，未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一直到近代的大幕开启之前，可以说既无大的内乱也无明显的外患，差不多可以说是日本历史上最为安定的一个时期。第二点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东移。在17世纪之前，日本的中心地区几乎一直在西部，弥生时代的中心在九州北部，到大和政权时转移到了奈良一带，以后京都周围始终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历史上虽曾有过镰仓时代，在佛教上也曾出现过镰仓五山，但一直未能形成大的气势，镰仓政权的掌门人屡屡更换，不久政治文化中心又移往京都一带，因此，总体来说，整个列岛的中心一直在西部日本。江户幕府刚刚建立的时候，这一情形依然继续了几十年，后来在德川家族的经营下，江户从一个偏远的小邑，虽然经济了多次毁灭性的火灾，但在18世纪末已经发展到了人口100多万的大城市，产生了较之大阪更为繁盛的市民文化，日语称之为庶民文化或町人文化，与此同时，京都一带虽然仍保持着相当的文化魅力（日文称之为上方文化），但17世纪以后的日本文化绚烂成熟的呈现，其中心舞台毕竟东移到了以江户为中心的东部日本，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因此，相对于传统的具有贵族色彩或武士精神的前代文化，江户文化更具有庶民的内涵。

1603年德川家康将幕府正式设置在江户时，江户还只是一个在历史上名不见经传的普通的“城下町”（以日本式城楼为中心形成的城镇），此后因为幕府当局实行了“参勤交代”制度以及要求各大名妻儿长住江户以作人质，开始了“天下普请”的大建设，幕府要求各地大名派出人夫参与江户的扩建，削平山头，填埋洼地，架桥造屋，大兴土木，到了1633年的时候，新的城市已经轮廓初现，渐成规模，宽永时期（1624~1644年）町人（市民，不包括武士阶层）人口达到了15万。江户历史上曾屡遭大火的毁坏，其中以1657年的明历大火最为严重，几乎烧毁了大半个江户城。此后又制定了新的城市建设规划，着手新的建设，规模也愈加壮大，据18世纪上半期的人口调查，町人人口超过了50万，一般认为，武士的人口也有同样的数量，那么到了18世纪前期时，江户已是一个拥有100万人口的大城市了。而这庞大的人口中，町人阶层无疑是最具活力（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文化上）的一个阶层。町人一般指居住在城市中的工商业者（其中不乏腰缠万贯的豪商），同时也应该包含在江户从事城市建设的工匠和从事各种城市经济活动的手工业者阶层，或许可以称之为近代以前的市民阶级。

为了便于各地大名的参勤交代，以江户的日本桥为中心，修建了通往各地的五条大道，分别称为东海道、中山道、甲州道、日光道和奥州道，日语称为“五街道”。于是，日本桥就成了江户的商业中心。在江户这样居住人口如此众多的一个大城市内，首先必然会形成一个生活日用品（尤其是生鲜食品）的市场体系。其中规模最大的要数“青物（蔬果）市场”和鱼市场。据1865年时的统计，从事蔬果批发生意的总共有291家，其中纯粹做蔬菜生意的有203家，纯粹做水果的有81家，两者兼有的93家。就蔬果市场而言，江户城内形成了神田、驹入和千住三大市场，其中以神田市场为最大。这一市场形成于江户的初创期，一直存续了三百多年。到江户末期时，这一带的蔬果批发店多达近一百家，集中了江户全城的三分之一左右。除了这三大市场外，江户城内至少还有16个蔬果市场。与蔬果市场几乎具有同等规模的是鱼市场。在一幅日本版的清明上河图《熙代胜览》（作者不详，画作年代约在1805年，所描绘的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江户的场景，画卷长达12米，现藏于德国柏林国立东洋美术馆，1980年代才公之于众）中有相当篇幅描绘了位于日本桥的鱼市场，人来人往，极为兴盛，其拥挤密集的程度甚至超过了《清明上河图》中的景象。鱼市场与蔬果市场稍有不同，它大致包含了渔船的上岸市场、批发市场、中介市场这三个环节，因此一般都建在河岸码头，江户城里共有日本桥、新肴场等四大市场，日本桥市场形成于17世纪初期，历史最悠久，规模也最大，其他在17世纪中期前后陆续形成。

由于长达260余年的政局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宁，再加之几乎与外界隔绝的孤岛状态，已经在近两千年的历史积淀中逐渐形成的具有列岛特色的日本文化，在江户时代便渐渐的蕴积、酝酿、催发、生长出诸多成熟的形态和样式，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以至于现今人们所熟识的日本传统文化，大部分竟是在江户时代才正式定型、正式登场、正式展现出身姿的。比如戏剧中的歌舞伎和人形净琉璃，诗歌中的俳句，绘画中的浮世绘，通俗小说的假名草子、浮世草子、草双纸、洒落本、读本、滑稽本、人情本等，可以说都是以江户为中心的都市文化的代表形式。饱暖思淫欲，商人和工匠的大量诞生，也催发了青楼业的兴盛，在日本桥附近的吉原形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红灯区，日语称为“游郭”，后来虽因火灾地点有迁移，但盛况却是长久不衰，居江户时代三大游郭区之首。

京都原本只是一个王城，虽然也有不小的规模，但城市的气息一直不太浓厚，王公贵族和侍奉他们的仆人以及宫廷的官吏是居民的主体，后来参勤交代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这座城市的商业繁荣，五街道中最主要的一条东海道，起讫点就是京都到江户，京都城了众多大名出发或者中转的枢纽，人口的流动来往，给京都注入了活力，加上它原本的底蕴，于是织染业、陶瓷业、酿酒业、餐饮业、旅馆业以及青楼业也逐渐兴盛起来了，18世纪时，人口达到了40万左右。

大阪位于近畿地区，与王城的关系密切，645年大和朝廷还曾在此地建造过难波宫，但不久就遭到冷落，15世纪时，其南部的堺，作为一个与海外进行贸易的窗口，曾经相当兴盛，在战国时期又衰落下来，直到1583年丰臣秀吉建造了大阪城，大阪再次在日本历史上崛起，依靠他便利的港口和海运，在江户时期发展成了一座大城市，关西一带的各种货物、尤其是食品，包括酱油、稻米、果物、蔬菜，多在大阪集散，被称为“天下的厨房”，也由此孕育了一大批商人，到了19世纪初，大阪也汇聚了将近50万的人口，成了江户时代日本三大都市之一。这三大都市的兴起，与江户时代长期稳定太平的社会、大规模的人员流动和海陆交通的相对完备、以及由此带来的商业的兴盛是密切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