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听180秒78 《匈奴列传》：为敌国写一篇传记，需要怎样的胆识

本集文稿 

上一讲我们讲了《货殖列传》，这一讲我们讲《匈奴列传》。

讲这篇《匈奴列传》之前，我们要先回顾一下，我们这个讲《史记》的音频节目最前面的“开卷语”部分，曾经说过，《史记》这部大书，太史公的撰述目标是相当高的，他要写的，是以中国为中心，以当时的世界知识为背景的人类历史。因此其中才有了《匈奴列传》这样很特别的传记。

《匈奴列传》怎么个特别呢？站在今天中国人的立场上说，作为一个民族（或者更准确地说，一个族群）的匈奴，他自然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但是，在司马迁的时代，匈奴却是不折不扣的异族，而且是正跟汉王朝交战的敌国。

为匈奴这样一个敌国写传记，在当时无疑是触及了敏感话题的。那么，太史公是怎么写的呢？

令人不免感到惊讶的是，《史记》的这篇《匈奴列传》，没有无情的谩骂，没有热辣的讽刺，一句话，没有为了表示政治正确，而对匈奴大加挞伐的大批判式的文字，所有的，是尽力追寻历史的复述、相对客观的记录，和站在更高层次上对战争的反思。

从结构上看，《史记》的这篇《匈奴列传》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追溯匈奴早期的历史，兼说匈奴这一族群的生活习性、文化特征和独特风俗；第二部分，是介绍匈奴逐步变成一个可以跟汉朝叫板的北方草原帝国后，它的职官、居处、法律等等方面的概况；第三部分最长，写了从冒顿到且鞮侯，总共八位头领在位时，匈奴跟汉朝交往的历史，由于八位头领中有五位都在汉武帝时期，因此以汉武帝时期为界，这一大部分又可以分为两个小的部分，前一部分是高祖、吕后和文景二帝时期汉匈交往史，后一部分是汉武帝时期的汉匈交往史；最后的第四部分，则是评论性的“太史公曰”。

从知识史的角度说，《匈奴列传》是现存最早一篇系统讲述匈奴族群概况的文献。从这个角度看，这篇文献的第一和第二部分尤其重要。

不过非常有意思的是，《匈奴列传》一开头，就说匈奴的祖先，是华夏族的夏后氏的“苗裔”也就是直系后代，而那位祖先的名字，太史公也知道，叫淳维。

所谓“匈奴，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的说法，现代学者相信的不多。而“淳维”，据我们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姚大力教授考证，其实就是战国以来匈奴最高首领“单于”名号读音的另一种汉字转写。

司马迁也很坦白，说从淳维到一位叫头曼的匈奴头领，时间跨度大概有一千多年，匈奴部落有时大，有时小，分分合合地过了很久了，因此他们的世系也没法弄清楚了。不过他说，早在唐尧、虞舜时代以前，淳维的后代就有山戎、猃狁、荤粥等多个支派，活动在北方边疆。到了夏商周三代，它基本上被中原统治者划归四夷中的“戎狄”。进入秦朝，他们又被简称为“胡”。而稍晚于《史记》的研究者，则大多认为，荤粥、猃狁不过是夏朝和商周时代匈奴的别称。至于“匈奴”这一称号，应该是从秦朝开始的；它的意思，虽然有人认为是“凶恶的奴隶”，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应该只是用汉字记录的一个当时的读音。

按照《匈奴列传》的记载，匈奴是典型的游牧民族：他们放养的牲畜，主要是马、牛、羊，而比较特别的是还有骆驼、驴等“奇畜”也就是汉朝人所稀见的动物。他们追寻有水草的地方，到处迁徙，无需城池，没有定居地，也不从事农耕，只是各部落划分了各自的领地。他们没有文字书写，靠口头的说话来互相约束。他们从小练就了张弓骑射的本领，平时放牧，并以猎杀飞禽走兽为生，遇到特殊情况，就人人都能上场作战。打仗的时候，顺利就前进，不利就赶紧撤，也不以逃跑为耻辱。他们那里通行的价值观，是“苟利所在，不知礼仪”，也就是只要有利可图，礼仪什么的都是不讲的。他们的风俗，在汉朝人看来最难以接受的，有两点：第一点是“贵健壮，贱老弱”，也就是以健壮小伙为尊贵，对老人和小孩都很轻视。所以吃肉的时候，身体健壮的能吃最好的部分，而老人只能吃剩下的。第二点是老爸死了，儿子可以娶后妈做自己的太太；兄弟死了，其他兄弟都可以娶他的太太做自己的老婆。此外，据《匈奴列传》说，匈奴人是只有名，而没有姓和字的，人名也不讲究避讳。

匈奴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时期，是一位叫冒顿（mo du）的单于当老大的时候。这位冒顿，是通过亲手射杀自己老爸的残忍方式，当上单于的。《匈奴列传》说他使北边的少数民族部落都臣服于自己，而向南则“与中国为敌国”。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匈奴的世系和职官制度等都有历史记录了。

《匈奴列传》的第三部分，是全篇的中心部分，写了从冒顿到且鞮侯，总共八位单于在位时，匈奴跟汉朝交往的历史。他们中的前三位，分别是跟汉高祖、吕后以及汉文帝前期相对应的冒顿单于时期，跟汉文帝中期对应的老上单于时期，和跟汉文帝后期、汉景帝全部时期以及汉武帝前期对应的军臣单于时期；他们中的后五位，依次是伊稚斜单于、乌维单于、儿单于、呴犁湖单于和且鞮侯单于，这五位单于对应的，全部都是汉武帝时期。

从《匈奴列传》所记看，这第三部分的文字，有不少应当是来自于汉朝和匈奴交往的外交档案。但司马迁的史料选择功夫，在这里得到了很有意味的展示。

我们可以举汉匈关系史上著名的“和亲”政策为例，看看太史公是如何选材撰写的。

“和亲”的背景，是汉高祖时发生了著名的白登之围，之后匈奴逐渐强盛，开始成为汉朝北部边境的一个巨大威胁。因此汉朝一方主动以国际联姻的方式，把公主远嫁匈奴，来换取和平，这就是所谓的“和亲”。

和亲的目的，在当时是化干戈为玉帛；从长远看，则是期望逐渐同化匈奴人种，使之彻底臣服。所以实际上是要打一场没有厮杀的血缘之战。但愿望尽管良好，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和亲政策实施时断时续，匈奴单于也终究没有像汉朝设想的那样，因为与那些远嫁的汉族公主结合，而变得更为文明。汉高祖驾崩以后，据《匈奴列传》记载，“冒顿乃为书遗高后，妄言”，也就是冒顿单于写了封信给吕太后，说了些混账话，导致吕太后“欲击之”也就是想跟冒顿打一仗，结果被各位将领劝阻了，汉朝才又不得不继续跟匈奴和亲。

那么，冒顿究竟写了些什么样的混账话，导致吕太后那么生气，竟打算出兵攻击匈奴呢？

太史公手里有材料，而没有写进《史记》的，后来被班固写进了《汉书》的《匈奴传》。我们因此才知道，那位已经娶了汉朝公主的冒顿单于，在老丈人刘邦死后，给丈母娘吕太后写的信，内容竟是这样的：

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

这封信翻译成现代汉语，大概是这样的：我这个孤独的帝王，出生在烂泥滩里，成长在旷野牛马出入的地方。曾多次来到贵国边境，希望能游历中国。陛下您现在是一个人过日子，我这孤独佬也是一个人呆着。我们两个君主都不快乐，也没什么办法可以自娱自乐。那么希望就用各自所有的，来换自己所没有的吧。

这样的恶作剧情书，太史公在《匈奴列传》里两次提到它，却没有过录原文，我想主要考虑的，还是汉朝的国格。而班固呢，好像有点傻，竟全文抄录了。这一点如果我们用《史记·匈奴列传》里抄录的汉文帝跟匈奴单于的往来信件来对比，就更是意味深长了。

我们前面说过，《匈奴列传》第三部分，以汉武帝为界，可以再分为前后两部分。而前半部分里文字最长的，就是汉文帝的部分。这前半部分里，提到了汉文帝和前后两位匈奴单于的两次通信，其中前一次的冒顿单于的来信全文照录，第二次的冒顿之子稽粥也就是老上单于给汉文帝的信，只有片言只语的引用，而孝文帝的两次回信都全文照录了。其中孝文帝后二年回复老上单于的那封信，涉及和亲，而气度非凡，很值得一读。

这封信，是以“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开头的，在礼节性感谢单于赠马两匹之后，就通过引用汉朝先帝前此定下的规矩，说明汉匈双方以长城为界，各守一边的历史渊源，而最有气魄也最令人感动的，是下面这段文帝跟单于推心置腹的话：

朕闻天不颇覆，地不偏载。朕与单于皆捐往细故，俱蹈大道，堕坏前恶，以图长久，使两国之民若一家。子元元万民，下及鱼鳖，上及飞鸟，跂行喙息蠕动之类，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来者不止，天之道也。

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大意就是：我听说天不会只覆盖一部分地方，地也不会偏心地只承载某几样东西。我跟单于您都不要再纠缠从前的那些小过节了，咱们一起走大路，把先前的错误做法都毁弃了，来共谋长久的未来，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两国人民亲如一家。我们统领数以万计的黎民百姓，下及水里的鱼鳖，上至天上的飞鸟，包括一切用脚走路、用嘴呼吸、用身体爬行的动物，让他们没有一个不平安顺利，而且都远离危险。而因此来归顺我们的，我们也都不加以制止，这才是天道啊！

相比之下，汉武帝对付匈奴的办法，跟他的爷爷汉文帝相比，就缺乏一些智慧了。

《匈奴列传》的第三部分，从“今帝即位”开始，转入了另一种情形，汉匈关系，从一种相对的和平，转入了越来越紧张的战争状态。

所有的麻烦，是从汉军在马邑这个地方伏击匈奴不成开始的。之后的匈奴伊稚斜单于多次以数以万计的骑兵，南下入侵汉朝的代郡等地。汉朝一方呢，也不示弱，先后派卫青、霍去病率十馀万部队，多次北上出击，并一度把匈奴赶到了大漠以北。元鼎三年乌维单于继位后，因为汉朝正忙于在南方对付两越，没工夫对付匈奴，匈奴也不来犯，形成了一段相对和平的时期。但元封六年、太初三年儿单于、呴犁湖单于两代单于相继继位后，因为南方已经平定，汉武帝就多次主动派兵寻找打击匈奴，甚至在匈奴一方提出和亲建议时，也表现出骄傲自大的姿态，最终汉匈双方战事重开。到了太初四年，且鞮侯单于继位的时候，汉武帝因为“既诛大宛，威震外国”，打算再跟匈奴大干一仗，就下了诏书，扬言要模仿那被《春秋》肯定的齐襄公报九世之仇的做法，为高祖受困平城和吕后被单于写信羞辱这两件事，向匈奴算旧账。《匈奴列传》后续的记载和《平准书》里的文字也证明，战事一开，军费无底，汉匈双方的新仇旧恨，似乎再也无法了断了。

一般认为，《匈奴列传》从“且鞮侯单于既立”之下，到“太史公曰”之前的部分，可能不是司马迁所写，而是西汉后期的学者刘向、褚少孙等补写的。如果这一说法是事实，那么《匈奴列传》接下来的第四部分的“太史公曰”，跟上面第三部分最后引用的汉武帝太初四年的诏书，正好形成一种文献上的映照，因为它们都提到了孔子所编撰的历史名著《春秋》：前面引用的汉武帝诏书部分，以《春秋》为结束语；而“太史公曰”，则接着以《春秋》为开场白。

《匈奴列传》最后的那段“太史公曰”，原话比较长，我们把它翻译一下，意思大概有这么三层：

第一层是说，孔子编著《春秋》，鲁隐公、鲁桓公时候的就写得很明白，到了鲁定公和鲁哀公时候就写得比较隐晦了，因为那里面都是跟当代很切近的文字，而又没有什么褒扬，也就是都是有所忌讳的文辞。

第二层则说，世间凡俗讨论匈奴问题，病根都在想侥幸于一时的权宜，而全力以赴向上献媚，目的是让最高当局采纳他们的计策，以利于展示他们自己一方的偏见和主旨，却根本没有从全局去考虑汉朝和匈奴双方的情势；至于将军们则大都倚仗中国本土广大，士气高涨，君王也据此决策，所以建立的功业，都谈不上深厚。

第三层最有意思，是说尧虽然圣贤，开始做事也不那么顺利的，得到大禹以后，九州才得以安宁。所以想要振兴圣人的道统，最重要的还是要选用好将军和丞相啊。

这段“太史公曰”的第一层意思，之所以要上推到《春秋》，应该跟前边汉武帝太初四年诏中引用的齐襄公报九世之仇而“《春秋》大之”有关。但跟齐襄公报九世之仇相关的记载，在《春秋》里记载在鲁庄公四年，鲁庄公是鲁桓公的儿子，按照“太史公曰”的意思，这个时候《春秋》的记载，是介乎明白和隐晦之间，真实的意思，是褒还是贬，还真不好说——事实上从《春秋》文献看，明确肯定齐襄公报九世之仇的，也不是《春秋》本文，而是解释《春秋》的《春秋公羊传》。

这段“太史公曰”的第二层意思最直白，也最大胆，直接对自己身处的时代的用兵政策，发表了不同的看法。

这段“太史公曰”的最后，把“唯在择任将相哉”这句话，也就是“最重要的还是要选用好将军和丞相啊”这句话，重复了两遍，好像是在说，汉朝跟匈奴的关系发展到今天这样麻烦的地步，主要责任应该由汉朝的将军和丞相负。但是我想，听众朋友们回忆一下《匈奴列传》里写的汉匈交往史，再结合这段“太史公曰”的三层意思，应该都听得出其中的话外音。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的君主专制社会里，像国家之间“战”还是“和”这样的大事，哪里是将军、丞相一路的执行者说了，就可以决定的？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下一讲我们讲《南越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