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听180秒【第三季】22.6|方志远：江西乡村一老头

官学败落私学兴起 

在“财富”成为新的价值标准的过程中，“文化”也开始体现出它的价值。它的重要表现是，私人办学、私人讲学逐渐兴起，“私学”对“官学”形成猛烈的冲击。

在明太祖的“制度建设”中，学校建设是重要的一环。当时的学校有两种性质：一是官学，政府出资兴办、派员管理，并且承担学生的生活费用、免除学生家中的二丁徭役，包括中央的国学即国子监、地方的府州县学及卫学等，都属“官学”；二是社学，由政府提倡、民间集资兴办，或全由民间筹办。此外，也鼓励乡学、里塾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宣抚、安抚司的“儒学”，对皇帝进行教育或皇帝为标榜尊重儒学而设的经筵日讲，以及对皇族子弟进行教育的宗学、对内廷宦官进行教育的内书堂等，也属官学。

明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兴办各级各类学校，目的有二，一是教化，即通过学校普及政府的法律法令，灌输道德思想；二是培养封建国家所需要的管理人才。

不能不说，明朝对于“官学”是十分重视的。洪武二十六年，国子监监生的人数达八千多人，永乐二十年，仅南京国子监就有监生九千九百多人。（黄佐：《南雍志.储养考》）而据《明史·地理志》，明朝全国有140个府、193个州、1100多个县，各类生员加在一起，在校生当不下10万人。但物极必反，据顾炎武估计，明末生员大约有50万人，成为巨大的社会问题。（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生员论上》）

成化、弘治时代的陆容，对包括社学在内的各类官督民办以及官办、半官办学校的弊病都进行了抨击：

作兴学校，本是善政。但今之所谓作兴，率不过报选生员、起盖屋宇之类而已。此皆末务，非知要者。其要在振作士气、敦厚士风、奖励士行，今皆忽之，而惟末是务。其中起造屋宇，尤为害事。盖上司估价，动辄计银几千两，而府县听嘱于由缘之徒，所费无几，侵渔实多。是以虚费财力，而不久复敝，此所谓害事也。况今学舍屡修，而生徒无复在学肄业，入其庭，不见其人，如废寺然，深可叹息。盖近时上司但欲刻碑以记作兴之名，而不知作兴之要故也。（《菽园杂记》）

明代多元化社会的形成，与此相对照的是官学在败落，私学却在兴起。

声名远播的康斋先生 

天顺二年发生的一件事情，朝野震惊。复辟帝位不久的英宗皇帝朱祁镇，特派“行人司”的“行人”，往江西抚州崇仁县，将一位年近七十的老儒，请到北京。

这位“老儒”，名叫“吴与弼”，号“康斋”，是明朝江西抚州崇仁人，《贞观政要》的作者吴兢是他的先祖。这个家族迁到抚州之后，为当地大户，并且出了一批文化人。出生于洪武二十四年即1391年的吴与弼，六岁入学，八九岁的时候，已经显示出与常人不同的气质。十九岁的时候去当时的京师南京探亲，看望在国子监供职的父亲，并且开始读二程的著作。吴与弼对程颢的学说尤感兴趣，竟然从程颢所说的“见猎心喜”，体悟到：“圣贤犹夫人也，孰云不可学而至！”（《明儒学案·崇仁学案》）从此放弃举业、不入仕途，终身以读书、著述、授徒为乐，开明朝私人讲学之风，人称“康斋先生”。

吴与弼

吴与弼为人古怪，一意读书讲学，不应科举。有人前来求学，一概收留；如果只是慕名，一概不见。见到同样性格的娄谅，吴与弼喜不自禁，说了一句类似老顽童的话：学者须有性情，老夫聪明，你也聪明!有这样表扬与自我表扬的吗？

吴与弼如此张扬，自然也会得罪人，其中有两位后来还十分著名，一位是罗伦、一位叫张元祯。罗伦是江西永丰人，王阳明出生前六年、成化二年的状元，因为弹劾大学士李贤，被贬为设在泉州的福建市舶司副使。在泉州期间，罗伦宁可靠卖字接济家中生计，也决不收受贿赂。入仕之前，罗伦慕名前往崇仁，拜谒吴与弼，吴与弼不见。娄谅此时已入吴门，规劝老师：此乃有志之士，名声不小，先生为何不见？吴与弼说了一句伤人的话：我哪里有时间见这些没事找事的后生小子？罗伦也是有脾气的，当然不高兴，于是“移书四方”，称吴与弼为名教中的怪物。张元祯是江西南昌人，五岁能写诗，25岁就中了进士。入仕之前同样慕名去见吴与弼，也被拒之门外。罗伦发难，张元祯应声而起，对吴与弼进行抨击。

以吴与弼的傲气，当然不予理睬，要看看这些“后生小子”有多少气力折腾。但娄谅不能坐视。都是江西人，相距也并不远，娄谅向罗伦、张元祯说了一个看似十分简单、却被人们视而不见的道理：“君子小人，不容并立。使后世以康斋为小人，二兄为君子无疑；倘后世以君子处康斋，不知二兄安顿何地？”（黄宗羲《明儒学案·崇仁学案》）娄谅向罗、张二人打招呼，君子小人不并立。如果后人以吴先生为小人，二兄当然是君子；倘若后人视吴先生为君子，二兄将何以自视？道理一点即破，吴与弼虽然性情古怪，但不失为君子，罗伦、张元祯不再吭声了。

在崇仁求学的一天，娄谅被老师吴与弼召去，见面的地方竟然是田间。但见老师赤脚短衣，正在挥锄挖土。娄谅大为震惊，名闻天下的大学者，竟然亲自种地？吴与弼告诉娄谅：“学者须亲细务”。从此以后，娄谅一改过去不屑琐事的习性，扫地除尘，皆自躬亲，不再依赖僮仆。

若干年后，王阳明拜谒娄谅，娄谅给了整日想入非非的王阳明一番教导：“圣人必可学而至”、“学者须亲细务”，正是从吴与弼那里得到的真传，从此也造就了一个脱胎换骨的王阳明。

殿前辞官 

虽然没有做官，也没有在官学讲学，“康斋先生”的名气，却惊动了北京的皇帝、复辟之后重新做皇帝的英宗朱祁镇。当然，朱祁镇重新做皇帝之后，年号不再是“正统”，而是“天顺”。行人带去的皇帝给吴与弼的敕旨说：

闻尔与弼，潜心经史，博洽古今，蕴经国之远猷、抱致君之宏略。顾乃嘉遁丘园，不求闻达。朕眷怀高谊，思访嘉言，渴望来仪，以资启沃。今特遣行人曹隆，往诣所居，征尔赴阙，仍赐礼币，以表至怀。尔其惠然就道，以副朕翘待之意。

视府、州、县等官学中无数的教授、教谕、训导为无物，皇帝派专人请一位在地方讲学的老儒，这是大明开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在北京紫禁城里的英宗皇帝竟然知道远在江西抚州府崇仁县的一位“老儒”，说明他身边已经有吴与弼的“粉丝”。

但是，这位江西崇仁县老儒吴与弼，虽然礼节性地到了北京，当面感谢皇帝的关心，却态度委婉而又坚决地辞官不做。这让皇帝、也让官员们十分不解。多少人为了一官半职，在科举的道路上奋斗终身，却未必能够如愿，竟然还有人皇帝亲自送官给他，他却不要的。英宗皇帝反复劝说，吴与弼反复婉辞，理由只是一条，自己年事已高、疾病缠身，不能玷污了朝堂。皇帝看得出来，这老头并非迂腐之辈，让大学士李贤继续做工作，务必让其就职。但是，吴与弼仍然称病。吴与弼是明智的，虽然皇帝做出了姿态，以大学士李贤为首的文官们是不乐意的。如果动辄弄个乡村学究到北京来做官，我们这些科举出身的有何脸面？

当然，吴与弼的反复推辞，如果放在明太祖时代，也许10个老头也被砍了，但这个时候的英宗皇帝，对这位年岁比自己大一倍还多的老者，显示出了大度，顺从老人自己的意愿，不再勉强，再遣行人将吴与弼礼送回老家，让当地官府按月给米，赡养终身。皇帝的这种大度，实是时代风貌变化的反映。几年之后，英宗去世了，这位老头还活着，一直活到80岁，成化五年才去世。

吴与弼的影响 

吴与弼被礼聘之事，对于当时的私人讲学，无异是极大的鼓励，更使得吴与弼身价倍增。应该说，吴与弼是有真才实学的。有明一代，最后被请入孔庙从祀孔子的，只有四位：山西的薛瑄、江西的胡居仁、广东的陈献章、浙江的王守仁即王阳明。四位之中，竟然有三位和吴与弼有关：胡居仁、陈献章是吴与弼的学生，王阳明曾经向娄谅请教学问，而娄谅也是吴与弼的学生。黄宗羲认为，王阳明学说即“阳明学”，娄谅“为发端也”，也可以说，是吴与弼发其端也。

王阳明

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开放，又有吴与弼的示范，娄谅讲学于江西上饶、胡居仁讲学于江西余干、章懋讲学于浙江兰溪、陈献章讲学于广东新会，均闻名天下。各地书院，也在这股风气的推动下复兴。

成化元年（1465），因朱熹讲学并立有教规而著名、但此时早已荒废的江西星子县的白鹿洞书院，得到修复；成化十二年，陆九渊创办的江西贵溪的象山书院，得以重建。与此同时，南直隶扬州的资政书院、江阴的延陵书院，也得到兴建。随着王阳明、湛若水等四处讲学，书院更如雨后春笋一般，遍及全国，到嘉靖时更形成高潮。

而在这私人讲学的过程中，文化开始成为明朝的又一个社会价值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