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听180秒【第三季】21.6|辛德勇：至死不悔的暴君

汉武帝形象的转变 

前面，我由废皇帝刘贺的历史形象，逐渐向上追溯，一直追溯到影响其一生命运的历史转折性事件——“巫蛊之变”，我给大家复原并展示了在这场“巫蛊之变”中卫太子的真实形象。在上一讲结束的时候，我讲述说卫太子诅咒汉武帝快点儿死去，是在为民除害，这是因为汉武帝残暴至极，早该死了。

这就触及另一个重大历史人物——也就是汉武帝的历史形象了。下面，就让我们来一起看一看，我为什么会说汉武帝早该死了，为什么会觉得卫太子诅咒他早一点儿离开人世是一件为民除害的大好事儿。

汉武帝留在历史上的政治形象，总的来说，一直是消极的评价甚多，而积极的评价却很少。晚近以来，某些政治人物或政党，从自己的政治需要出发，对汉武帝给予了前所未有的赞誉，这主要是赞颂其对国家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的专制管制，其中包括开疆拓土、盐铁专卖以及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等。

在上一讲《犯上作乱的太子哥》那一节里，我曾经谈到，历史研究有三个层面，一是史事的认定，二是史事发生原因的解析，三是对这一史事所做的价值判断。晚近以来某些特殊政治人物或政治组织针对汉武帝所提出的不同于传统儒家念书人主流评价的看法，基本上都属于这第三个层面、也就是主观认识的范畴之内，而不是对基本史实的认识也有那么大的差别。

实际上我们在这里谈论的古代人物的历史形象问题，乍看起来，有些人或许会觉得主要是一个主观评价问题，与客观存在的史实似乎关系不大。其实这只是我们认识历史的一个方面，或者说是一个比较次要的侧面。更加全面的历史认识，当然首先还是要基于切实可信的史实。从客观效果来看，尽管所谓人物的历史形象在相当大程度上只是个人们的主观评判问题，但基于客观史实的判断，显然会更能取信于人。

为此，在研讨汉武帝的政治形象这一问题时，我们首先还是要着力阐明他的一生究竟都做过哪些事儿，而要想全面地解答这一点，就不能不首先阐明汉武帝晚年的政治取向问题。关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又恰恰与宫廷政治斗争紧密相关，这就进入我们在这里讲述的核心问题，即揭示或者再现宫廷政治斗争中其代表性人物的历史形象。

司马光的难题

汉武帝十六岁就登升天子之基而成为西汉帝国的皇帝，前后在位五十三年，其一生好大喜功，所追求的事业，可以用对内横征暴敛、对外穷兵黩武来概括。不管是阅读司马迁的《史记》，还是阅读班固的《汉书》，我们都只能得到这样一种印象。像这样虐使子民，也是一个典型的暴君形象。

可是，人们读历史书，认识历史上的人和事，有时是有特别的目的的，真实的历史形象，不一定都能适合这些特别的需要。

在北宋中期，中国的社会和文化，都进入了一个特别的历史阶段。在这一时期，伴随着大批平民出身的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国家政治权力的中心，这些读书人在文化上体现出强烈的用世的追求，也就是通过自己的经史著述，来阐发自己的政治主张，或者说是藉助经史著作来彰显自己政治追求的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

在这方面，当时最有代表性的著述，经学领域，有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史学领域，则先有欧阳修的《新唐书》和《新五代史》（前者本名《唐书》，后者本名《五代史记》），后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欧阳修

就像这部书的名称所体现的那样，司马光撰著《资治通鉴》，主要是想给治国者提供历史的参据，而汉武帝雄才大略，文治武功，都多有创建，在西汉诸帝中最受后世瞩目，司马光在记述其一生行事时，不能不格外用心。

单纯看《史记》、《汉书》的记载，汉武帝的形象，在很多宋朝文士、官员的眼里，乃是“穷兵黩武，侵伐四夷，繁刑重敛，残害百姓，极宫室之侈靡，溺神仙之虚无，去始皇亦一间耳”，这就是像我刚才提到的那样，人们只能得到一个典型的暴君形象。

假如不考虑撰著《资治通鉴》的特殊目的，其实司马光本人也是这样看待汉武帝的。例如在向朝廷陈请废除王安石新法时，也斥责说“武帝作盐铁、榷酤、均输等法，天下困弊，盗贼群起。昭帝用贤良文学之议而罢之，后世称明”。当时，王安石变法所主张的富国强兵政策，同汉武帝之敛财于民、用兵于外，极为类似，而这却正是一贯主张“以拊循百姓为先，以征伐四夷为后”的司马光所极力反对的，所以司马光要抬出因革除汉武帝弊政而被“后世称明”的昭帝来做对比（附带说明一下，实际上在昭帝时期，也并没有真正去除武帝时期的弊政）。

那么，若是仅仅把这样的历史事实写到《资治通鉴》里去行不行呢？就我们从《通鉴》这部书中看到的实际情况而言，司马光显然觉得不行。司马光希望大宋的君主和臣僚在施政治国的时候，看到一个鲜活的榜样——要是汉武帝自己能够幡然悔悟，一改前非，那样就会非常符合司马光的心意了。这样一来，从汉武帝本人身上揭示出来的这样一条治国路线转变的轨迹，对劝谏宋朝君王迁善改过会有更好的示范和借鉴意义。

就这样，司马光自己找的一道巨大的难题摆在了他的面前——就像他自己也看到的那样，实际上汉武帝并没有这样做，那可怎么办呢？强自杜撰、也就是闭着眼睛瞎编，随心所欲地胡乱写历史，想把历史写成什么样就写什么样么？可司马光是个老实得不得了的老实人，他必须有所依据，必须根据白纸黑字的史料来撰著《资治通鉴》。

 司马光

以心裁史 

从唐太宗诏命群臣编著《晋书》时起，就开启了一种很不好的史书撰著方式，这就是为体现编著者的历史观念而刻意杂采小说异闻做史料，根据这些很不可靠的资料来写出编著者所愿意看到的历史。到欧阳修撰著《新唐书》和《新五代史》更进一步加剧了这样的倾向。司马光跟在欧阳修的后面，有样可学，他也采用了与欧阳修同样的手法——即在《史记》和《汉书》这些可靠的正史之外，放开胆来采录野史小说。

在编着《资治通鉴》的过程中，司马光明确要求他的助手，要在正史等可靠资料之外，还要将“杂史、小说、文集尽检出一阅”，实则司马光取舍史事，特别强调“其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明鉴择之”。

这“高明鉴择之”五个字，绝不是清代乾嘉学者强调的实事求是的考辨方法，而是以心裁史，啥材料合我意就选取啥，不仅普通的小说行，就连情色小说也能用。

堪称华夏第一情色读物的《赵飞燕外传》，俨然正人君子的道学先生，是绝不会承认自己会看，同时更不会在自己的著述中称引的书籍，按照清朝人的学术标准，这部书“纯为小说家言，不可入之于史部”。所谓“不可入之于史部”，也就是根本不能当史书看，当然也更不能当史书用。因为书中描摹汉成帝与其嫔妃赵飞燕姐妹男欢女爱的场景，绘声绘色，一直细致到双方生殖器的状况和男性精液的形态，算作所谓“淫书”也是完全够格的。明朝有一位名叫王祎的学人，就径称此书“尤渉淫陋”，也就是淫秽不堪的意思。

在这部书中，记述赵飞燕的妹妹赵合德在入宫侍寝之际，有人唾骂曰：“此祸水也，灭火必矣！”这是讲依据阴阳五行之说，汉家属火德，所谓祸水灭火，也就是说赵飞燕的妹妹是灭亡汉家江山的祸水。后世以女人为祸水的说法，就是源出于此。

司马光在撰著《资治通鉴》一书时，就掐头去尾，活喇喇地从《赵飞燕外传》里面截下“此祸水也，灭火必矣”这八个字，让你看得跟真事儿似的。这就是司马光在一些特别事项上的特别写法，今天我们在阅读这部书时，对他这种特别的手法，都应当有所了解，免得被司马温公误导。

塑造汉武帝

好了，在明白了这一点之后，现在，再回到我们论述的主题上，可以看到，在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的问题上，司马光也采用了跟讲述赵飞燕姐妹同样的手法——这就是正史里可靠的史料既然不合自己的意，不敷应用，就干脆采摭野史小说，来塑造出合乎自己需要的汉武帝形象来——即让这位暴君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忽地大彻大悟，对自己的治国理民路线做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翻转，由骚扰天下的“尚功”之路，改而走上了一条与民休息的“守文”大道。

他依据的材料是什么？这回倒没沦落到动用情色小说的地步，可司马光选用的材料，在真实可靠性上，也不比情色小说更好——他用的是南朝刘宋时期王俭撰写的神仙家小说《汉武故事》。正像“饮食男女”这句俗语所体现那样，情色毕竟是正常活人人人都会有所喜好的凡人俗事，而神仙却是个可望不可即的传说，这自然是比情色描写更不靠谱儿的一类著述，可谓纯属虚构。其叙事不靠谱儿的程度，就连司马光本人也是如实指出：“《汉武故事》语多诞妄”。这“诞妄”二字，也就是荒诞不经、根本不可信的意思。

明明知道“《汉武故事》语多诞妄”，却还要采用书中那些“诞妄”的记载，司马光这样做，可谓不顾历史实际，一意孤行，但我在前面已经谈到，不这样做，他就写不出合乎自己心意的汉武帝形象，而他太需要这样一个汉武帝的形象了。

《汉武故事》原书早已散佚失传，但还有一些片段，流传下来。对比一些《资治通鉴》采录的内容，可以更为具体地了解，司马光处理《汉武故事》文字内容的办法。如《通鉴》记述汉武帝以非常严苛的语句下诏罪己，并谓其“悉罢诸方士候神人者。是后上每对群臣自叹：‘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而这段内容，在《汉武故事》中的原文，乃谓汉武帝因中止服食辟谷并停罢候望仙人，才导致身体衰败，从而迅速殒命。从而可见，作者讲述这一故事的主旨，显然是要以汉武帝为镜鉴，来宣扬若想追求成仙得道，一定要一以贯之，不能半途而废。这与司马光断章取义之后所要体现的思想，正好相反。这说明了什么？用一句后现代的语句来表述，这说明司马光是在刻意构建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汉武帝形象。

尽管如此，慑于《资治通鉴》的巨大名声，北京大学已故教授田余庆先生就是根据《通鉴》的记载，得出了汉武帝在其晚年做出了改变自己政治取向的大转变，并且还依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展示出汉武帝同他的公子卫太子之间存在着两条治国路线的斗争，把宫廷政治上升到思想政治路线的高度，汉武帝的形象，也随之脱离宫廷政治的背景，变成了一个颇有政治追求的现代政治家。

现在，揭穿司马光的构建，就可以还给汉武帝一个至死不悔的暴君形象，这才是真实的汉武帝，而他一生的政治形象，依托的还是宫廷政治的背景，因为这就是当时政治的真实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