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听180秒【第二季】1.6∣赵汀阳：从天下到大一统

世界政治与国家政治 

这一讲要解释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那就是从天下到大一统的制度演化。天下和大一统是两种制度。天下制度是周朝创立的，周朝有八百年，当然后期五百年是从衰落到失去实际控制能力，但制度一直还是存在的。秦始皇终结了天下制度，开创了中国的另一个制度即大一统。大一统的时间持续最长，从秦始皇一直到清朝的结束，两千多年都属于大一统制度，尽管其间有过割据格局。

天下制度不是一个国家制度，而是世界制度。这是非常特殊的事情，为什么周朝要建立一个作为世界制度的天下制度？必有非常的理由和原因。天下制度是一个世界体系，我称之为“天下体系”，这意味着，中国政治是从世界政治开始的，而不是从国家政治开始的。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政治都是由国家政治开始的，都是由酋邦慢慢发展为国家，有了国家政治之后，再发展出国际政治，然后就没有更大单位的政治了。中国的政治问题却是从世界政治问题开始的，所以先有世界政治，然后才有国家制度，才有国家政治，所谓“天子建国，诸侯建家”，就是说天子建立天下制度，在天下里天子封建了诸侯，诸侯就是国，而诸侯再在国内建立大夫贵族的家族领地。这个制度建构的顺序与通常模式相比是颠倒的。

(秦始皇)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奇特的情况？这与周朝的成功特例有关。周是一个小邦，五万多人，但得到了众多小邦的支持，组成了联军，但联军规模其实也有限，比商朝的部队要少得多。传说牧野之战，商有七十万兵，我相信是历史的夸张，商是百万之国，怎么也不可能出七十万兵，按照合理的人口比例，能够出七万兵就几乎是倾巢出动了，所以疑似实际是七万兵，多了一个零。周的联军数目不详，总之少于商，但它成功地打败了商，周因此取得了盟主地位。可是问题接着来了，小邦周如何才能统治天下？周需要一个新制度。

任何制度改革都是有特殊原因的。按照自然统治传统，天下共主，即盟主地位，必定属于最大最强的部族，但周的本部人口非常少，以很少人口去治理商这样的大国，何以可能？商的遗民多达百万，怎么去治理？这就面临着一个“以小治大”的问题。同时还有另一个困难，即“以一治众”的问题。当时天下号称有万邦，当然是夸张，可能有几百个部族。以一个部族去治理众多的部族，通常需要是一个特别强大的盟主。周的胜利虽然可以归因于道义的号召和战略得当，但人口少，武力终究是有限的。在主要依靠武力的自然状态时代，周显然难以依靠武力维持长期统治。

双重的政治压力迫使周必须发挥创造力。以小治大是不合理的，自古以来都是以大治小。在真正的政治制度建立之前，所有权力都基于以强凌弱、以大欺小，周没有这个实力，周的胜利确实有幸运的因素。显然，仅仅通过道德号召力是不能持久的，人需要的是利益，而道德解决不了利益问题。因此，周必须超越自然状态，必须超越以武为本的逻辑，必须发明一种以文为本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必须足够巧妙，以至于胜过暴力的统治，就是说，以制度本身的优点来让人们愿意接受这个制度，具体地说，这个制度必须能够使各方势力都有利可图，都能获得一个可信的生存条件。这样一种文治的制度就是所谓“垂衣裳而天下治”的制度，古代文献以厚古薄今的原则将这种制度归功于尧舜甚至黄帝，这是不真实的，其实就是周朝创造的天下制度。

虽然天下制度归功于周公，但准确地说是周公集团，是周公、召公、姜太公在周武王的支持下共谋的天下制度。这个制度的理论空间是整个世界，尽管实际所及的空间只是中国，却是一个对整个世界普遍有效的世界制度。具体策略就是分封诸侯，周不仅分封了众多亲族和功臣，还承认天下数百个部族都是天下体系里的合法成员，都是天下内部的国。每个国都有自治权，同时又属于共同的天下体系，于是能够分享这个共享体系的安全保障和互助利益。

(西周初年诸侯分布图)

天下制度的第一个好处就是和平。天子控制整个体系，确保体系内部不打仗，以制度规则给所有国家一个和平承诺。同时还有互助的好处，体系内的成员国都能够获得体系的救助，如果哪个国出现了重大灾难，天子可以让其周边的诸侯国去救助，天子的直辖国也可以直接去救助。还有一个共同安全保障，当时在体系外还有一些尚未加入天下体系的蛮荒部族，时而扰边抢劫，天子可以组织联军去抵抗，来维护成员国的共同安全，同样，天子还有义务主持体系内部的正义，禁止成员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总之，天下体系有足够多的好处使得诸侯们都愿意接受和加入这个体系。这个制度发明意味着，中国的政治是从世界政治开始，然后再落实到国家政治。当然，天下制度虽然说持续了八百年，但良好运行状态只是前三百年，后期逐渐陷入诸侯竞争和冲突，周天子无力管理，于是强大的诸侯就试图代替周天子或代理天子的功能，春秋五霸就属于这种情况。但是在秦始皇之前，没有人试图改变制度。

(春秋霸主)

秦始皇的革命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有一个重大的制度革命，就是终结天下制度而建立大一统制度。改制既需要客观条件，也需要想象力。通常古人乐意延续先前的制度，秦朝的大多数大臣都是主张继续分封制度，可是李斯反对。李斯给秦始皇提了一个重大建议，他说，分封之后，时日长了，就难免陷入和周朝一样的困境。开始当然很好，时间一长，诸侯慢慢地就产生野心，开始争权夺利，所以还不如发明一个新制度。这个新制度就是大一统制度，具体方式是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这个制度把相当于过去周天子的直辖地王畿扩大为整个中国，或者说，等于把整个中国都变成了王畿，整个中国都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

(秦朝统一后形势图)

大一统制度显然在财政、社会管理、整体协调和发展能力上更强了，这就是为什么它能够坚持两千多年的原因。当然，这样一个大一统制度也确定了更大的中央权力，于是，政治权力的诱惑力就更大了，接下来的逐鹿中原也就更加凶猛，不断有人想改朝换代，或者想割据，割据完了再逐鹿中原。周边一些化外部族也不断侵入中原，试图入主中原，逐鹿就出现了很多模式。

逐鹿模式 

一个模式可以称为革命模式，也就是以一个合法的理由推翻前朝，自己开创新朝代。可以归入革命模式的典型代表首先是商周。革命这个概念就是从“汤武革命”来的。另外，汉唐明清也是革命模式的典型代表。

还有一个模式是群雄模式，就是各地势力不相上下，于是成为割据状态。比如春秋战国、三国、五代十国，都是典型的群雄模式。

(三国鼎立形势图)

再有一个是南北朝模式。南北朝本身就是典型，但是过去通常以为只有南北朝是南北朝，其实南北朝模式还包括一些其他的时间段，辽、金、宋之间的关系也是南北朝。过去经常以汉人为中心叙事，就把宋说成是正统朝代，而与之对峙的都是地方割据，事实上，辽和金的领土都远大过宋，金朝甚至占据了传统的中原，宋反而是偏安，连西夏也是很强的竞争者，所以辽、金、宋也是南北朝。

(辽、西夏与北宋并立形势图)

谁是正统

在逐鹿中原的博弈游戏里，就会出现一个政治身份问题，今天称为政治合法性，古代叫正统，就是需要辨明谁是正统，或者说，哪个朝代或哪个政权具有正统地位。一开始，大一统所定义的政治合法性里还没有“正”的概念，只是强调一统，“正”是后来增加的新指标。汉代经学所倚重的《春秋公羊传》里，讲的就是一统，一统就是合法性的资格，谁能够一统中国，就具有政治合法性。一统的指标很清楚，没有争议，统一中国就是一统。然而改朝换代、朝代轮回需要一个理由，于是古人编出了五行模式，以五行为基础的所谓五德轮流为政，但这种叙事没有可信根据，既不是科学也不是哲学，只是文学想象。

(《春秋公羊传》)

到了后来，增添了“正”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比较复杂了。正的概念可以是一个道义理由，甚至是一个文化理由。宋代欧阳修提出，大一统不能仅是一统，还必须是正的，相当于正当性，就是说，有了正当性才有合法性。可是什么是正，理由可以很多，各家所见不同。一个比较明显的理由是，如果继承了夏商周典范三代的政治传统，就具有正当性，甚至，追溯到黄帝尧舜的被想象的制度传统，就算是正。这种理由包含了太多想象，黄帝、尧舜、夏商周的制度是不一样的，但古人把所有远古政治都想象为同一个伟大传统，如果继承了伟大传统进行统治，就具有正当性。这是一种以古证今的理由。

还有另一种实践性的理由，如果一个朝代有很明显的业绩，比如，促进了经济发展，文教昌盛，人民安居乐业，民心所向，那么这也能够证明其正当性。这个指标和现代指标有些相似，经济指标相当于GDP主义，经济搞好了，人民安居乐业，就有了合法性。

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理由，就是文化标准。这个标准比较特别，主要是华夷之辨，就是说，符合华的传统的是正统，夷的是非正统。这个复杂问题另加讨论。

解读长城 

大一统包括了相当于现代中国的面积，但有一定弹性变化，唐的面积与现代中国差不多，元和清都明显大过现代中国，秦汉宋明等则小于现代中国，但都不同程度地把农耕地区和游牧地区统一在一起，总是多文化的综合体，费孝通说是“多元一体”。这与一些海外的观点有分歧，海外有一种观点把中国说成是长城以内，这是对中国概念的误读。事实上，长城位于中国的中间，是处于竞争博弈中所修建的军事工事，不是国家边界，而是攻守所需的军事设施。当时游牧地区和农耕地区常有军事冲突，长期处于博弈均衡，谁也无法统一对方，中原政权与匈奴、突厥、鲜卑、辽、金、蒙古等就长期处于对峙均衡，所以中原利用地形修筑了防守工事。事实上长城并不是自秦才开始的，秦之前就有不少长城，春秋战国时候，许多国家也修长城，那些长城有许多在中原内部，有些走向不是横向的，而是竖向的，有朝南防守的，也有朝北防守的，连楚国也有防中原的长城。这证明，长城是军事设施，不是国界。

(战国时期的长城)

以辽为例，辽占有北中国，它也修长城，但不是传统的秦长城，而是在今天的内蒙古偏北地区，又修了一个长城，那个长城外面还是辽的大片领土，为什么在那里修长城呢？因为要防备女真或其他凶悍部落的叛乱。这些例子都表明长城就是工事，不是国界。只是在中国地面上，最经常的情况是农耕和游牧两大势力的长期对峙，因此在双方博弈均衡地区修了长城。

很多人都提到，中国的游牧和农耕地区之间有一条胡焕庸线，这是胡焕庸先生上世纪30年代发现的，这条线确有很多巧合，既是农耕和游牧的分界，也是降水量的一个明显分界，从黑龙江黑河一带一直斜划到云南。大段长城也在这条线左右一带。这是中国内部的地理分区。

古代中国各地势力都试图建立大一统王朝，从秦开始算起，在那些主要王朝之中，游牧部族所建立的主要王朝的统治时间，与汉人王朝几乎相等，时间上大概对半。北朝那几代是鲜卑，隋唐皇族也是鲜卑，再加上辽、金、元、清，就大概是秦以来的一半历史时间。汉人中心论是可疑的，中国历史从来都是多民族的活动构成的。大一统有着大容量，各地区的人民能够共享这个制度。

(胡焕庸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