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听90秒【第四十九集】清末新政：政府的一次自救

今天，是权力简史的最后一讲，我们来聊聊发生在1906年前后的一件大事。

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再一次走到了一个历史的拐点，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开始在世界各地大范围传播，转型成为许多传统国家无法回避的问题。面对同一课题，各国政府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国近代的命运。当时的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局面就是内忧外患危机重重，清政府曾一次次改革图强，但可惜都以失败告终，这种失败再跟咱们的近邻日本一比，显得更让人心塞到窒息。

让我们不断思考的是，中华大地上这种延续千年的古老文明，面临现代化转型，为什么这么懵懂无知？一个不缺人才的偌大王朝，怎么就在改革道路上应对失据，步步被动？一个各阶层都期盼改革富强的国家，何为始终不能突围而出？凡此种种，我们仍旧需要从清末新政开始讲起。

其实翻阅中国近代史，我们就能发现近代的中国并非没有睁眼看世界的先见之士。1840年鸦片战争后，林则徐见识到英国人的船坚炮利，率先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应对之策，但在当时，却遭到“溃夷夏大防”的严厉指责。随后林则徐委托好友魏源编辑《海国图志》，详细介绍“夷情”，同样遭到朝野上下强烈批判。

然而，这本书传到日本后，却马上成为畅销读物，甚至在几年的时间里就再版二十多次，对明治维新的发生，起相当大的推进作用。

一本启发改革的著作，在自己的祖国备受冷落，在日本却大受欢迎，启发改革，随后强大起来的日本又反过来侵略中国，这真是一处历史的讽刺大剧。中日在甲午年间的一次短兵相接，就应了梁启超的那句：“唤起吾国四千年之一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甲午惨败，把政治体制改革推上历史的议事日程。但是令人扼腕的是，大清帝国中最先痛定思痛，探索救国之道的，却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少数读书人，他们既无政治经验，又无实权，戊戌变法基本上只能走向失败。可以说这次改革失败就等于白白浪费了甲午战争的巨额“学费”。世纪之交的庚子之乱，八国联军血洗北京，慈禧不得不宣布新政，但清廷却仍然利令智昏，不但拒绝了坚决反对革命的老臣张之洞自上而下的立宪主张、连皇叔载洵和载涛的立宪主张也被否决，最后居然搞出垄断权力的“皇族内阁”。

清政府1906年宣布实行预备立宪时并没有确定“预备”年限。立宪派认为，清政府是在搞拖延战术，没有立宪的诚意：“政界事反动复反动，竭数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来面目。”

人都是有理性的，都希望能以和平方式、自上而下改革实现社会的进步。只要改革还有希望，大多数人都不会支持革命。所以，当清廷于1906年9月1日颁发了仿行立宪的上谕、仅仅过了五天，即9月6日朝廷就颁布了为立宪做准备的改革官制上谕时，其动作之快，出人意料。

对此顺应民意之举，国内自然万众欢腾，一些大城市甚至张灯结彩，敲锣打鼓。学生、市民、绅商集会、游行、演讲表示庆贺：“以五千年相沿相袭之政体，不待人民之请求，一跃而有立宪之希望，虽曰预备，亦极环球各国未有之美矣。”众人“额手相庆曰：中国立宪矣，中国立宪矣，转弱为强矣，转弱为强矣”。“何幸一道光明从海而生，立宪上谕从天而降，试问凡我同舟，何等庆幸！”

人们自发撰写的《欢迎立宪歌》表达了对朝廷的热爱尊崇和对必然带来暴力的革命的反对：“大清立宪，大皇帝万岁万万岁！光绪三十二年秋，欢声动地球。”“和平改革都无苦，立宪在君主。”“纷纷革命颈流血，无非蛮动力。一人坐定大风潮，立宪及今朝。”

可惜，清廷并不珍视此时对它来说极其珍贵的民情民意。它推行的中央与地方官制改革，各路权贵、官员你争我夺，丑闻不断，种种矛盾更加尖锐、激烈，导致政坛严重分裂，满族权贵的权力反而进一步扩张。

1911年5月8日，清政府大脑发昏，推出一个垄断权力的“皇族内阁”，这说明所谓立宪只是一个招牌，其实清政府不想放弃任何权力。立宪派失望至极，上书要求“仍请皇上明降谕旨，于皇族外另简大臣组织责任内阁，以符君主立宪之公例，以餍臣民立宪之希望”，但遭到清政府的严厉压制。

清政府在推出“皇族内阁”后不久，就宣布将各省原已准交商办的铁路干线一律“收归国有”。不少地方展开了保路斗争，其中四川最为激烈，清政府逮捕了领导保路的绅商首领，并在成都开枪打死30余名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者，从而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立宪派在绝望中宣称：“国内政治已无可为，政府已彰明较著不要人民了，吾人欲救中国，舍革命无他法。”

这一切，不能不使人对清廷是否真准备立宪大起疑心，甚至有立宪派直斥其为“伪改革”“徒为表面之变更”，“袭皮相而竟遗精神”。参与保皇会之宪政会组建的徐佛苏当即评论道：“政界之事反动复反动，竭数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来面目。军机之名亦尚不改动，礼部仍存留并立，可叹。政界之难望，今可决断……诚伤心事也。”

当一个政权的统治基础都对其动机大表怀疑、毫不信任，对其所作所为大表反对时，这个政权就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严重的“合法性危机”恰为激进的革命准备了条件。此时，清政府就面临着这样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一场暴力革命，恐怕已难避免。

清廷刚宣布预备立宪时，革命派的力量就“稍息”；而当官制改革使人们认识到清廷的立宪有名无实时，革命派就“其势益张”。显然，革命派力量的“息”与“张”，与清廷所作所为大有干系。

亨廷顿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中认为：“每一个未被吸收到政治体系中的社会阶级都具有潜在的革命性……挫败一个集团的要求并拒不给它参与政治体系的机会，有可能迫使它变成革命的集团。”“革命必定意味着许多集团都对现存秩序怀有不满情绪。革命是社会‘多方面功能失调’的产物。”清政府拒不给立宪派参与政治体系的机会，使立宪派对现存秩序怀有不满情绪，并最终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之中。

梁启超说：“在民主专制之下，宪法徒具一纸空文，议会只是尸位素餐。然而，专制政体久而久之亦失人心。除了再革命之外，别无他途。”“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也有人指出，正是清政府的颟顸与极端顽固，最后成就了辛亥革命的“激进”。

孙中山认为，革命是万不得已的事情，而且不能一直革下去。孙中山也想通过代价和破坏少些的改革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但通过上书李鸿章而极度失望，意识到不推翻腐败的清政府，不进行一场民主革命，就无法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因此，孙中山才被迫走上了革命道路。

改革难免触动特定阶层利益。但正是这些阶层的“利益”，成为国家、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不革其利，国家、社会难以发展。改革是为了各阶层的总体、长远利益，但如果每一阶层都不愿承担改革的代价和成本，不懂妥协，改革势必举步维艰。改革也难免触发观念的全面更新，这个过程一定会伴随着旧世界观崩塌的痛苦，但唯有经历这种痛苦，适应现代文明的观念才能深入人心，整个国家才能建立起新的共识。

摆在改革者面前的选择其实很繁杂也很困难，但唯有做出正确的选择，社会才能免于走向激进的极端。周锡瑞先生在《改良与革命》一书中指出，精英阶层在新政中捞足了好处，利益大大扩张，但新政带来的苛捐杂税和通货膨胀，却要让底层社会来承担。广大民众成为改革的牺牲品，他们普遍对新政不满，逐渐形成了民间的革命力量。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曾说：“革命最可能发生在曾经历过某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政治现代化发展又落后于社会经济变化的社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晚清改革之曲折最好地印证了亨廷顿的这句话。

可见，岂止是清朝的曲折改革，我们把目光延展到中国2000年的权力史，会发现，这就是一个个人与群体、民主与独裁、社会发展与个人的需要，不断调整分配的历史。革命也好，改革也好，不过是权力分配的一次次调整。这也是我们权力简史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