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九集】清末新政:政府的一次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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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听90【第四十九集】清末新政:政府的一次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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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权力简史的最后一讲,我们来聊聊发生在1906年前后的一件大事。

 

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再一次走到了一个历史的拐点,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开始在世界各地大范围传播,转型成为许多传统国家无法回避的问题。面对同一课题,各国政府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国近代的命运。当时的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局面就是内忧外患危机重重,清政府曾一次次改革图强,但可惜都以失败告终,这种失败再跟咱们的近邻日本一比,显得更让人心塞到窒息。


让我们不断思考的是,中华大地上这种延续千年的古老文明,面临现代化转型,为什么这么懵懂无知?一个不缺人才的偌大王朝,怎么就在改革道路上应对失据,步步被动?一个各阶层都期盼改革富强的国家,何为始终不能突围而出?凡此种种,我们仍旧需要从清末新政开始讲起。


其实翻阅中国近代史,我们就能发现近代的中国并非没有睁眼看世界的先见之士。1840年鸦片战争后,林则徐见识到英国人的船坚炮利,率先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应对之策,但在当时,却遭到“溃夷夏大防”的严厉指责。随后林则徐委托好友魏源编辑《海国图志》,详细介绍“夷情”,同样遭到朝野上下强烈批判。


然而,这本书传到日本后,却马上成为畅销读物,甚至在几年的时间里就再版二十多次,对明治维新的发生,起相当大的推进作用。


一本启发改革的著作,在自己的祖国备受冷落,在日本却大受欢迎,启发改革,随后强大起来的日本又反过来侵略中国,这真是一处历史的讽刺大剧。中日在甲午年间的一次短兵相接,就应了梁启超的那句:“唤起吾国四千年之一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甲午惨败,把政治体制改革推上历史的议事日程。但是令人扼腕的是,大清帝国中最先痛定思痛,探索救国之道的,却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少数读书人,他们既无政治经验,又无实权,戊戌变法基本上只能走向失败。可以说这次改革失败就等于白白浪费了甲午战争的巨额“学费”。世纪之交的庚子之乱,八国联军血洗北京,慈禧不得不宣布新政,但清廷却仍然利令智昏,不但拒绝了坚决反对革命的老臣张之洞自上而下的立宪主张、连皇叔载洵和载涛的立宪主张也被否决,最后居然搞出垄断权力的“皇族内阁”。


清政府1906年宣布实行预备立宪时并没有确定“预备”年限。立宪派认为,清政府是在搞拖延战术,没有立宪的诚意:“政界事反动复反动,竭数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来面目。”


人都是有理性的,都希望能以和平方式、自上而下改革实现社会的进步。只要改革还有希望,大多数人都不会支持革命。所以,当清廷于1906年9月1日颁发了仿行立宪的上谕、仅仅过了五天,即9月6日朝廷就颁布了为立宪做准备的改革官制上谕时,其动作之快,出人意料。


对此顺应民意之举,国内自然万众欢腾,一些大城市甚至张灯结彩,敲锣打鼓。学生、市民、绅商集会、游行、演讲表示庆贺:“以五千年相沿相袭之政体,不待人民之请求,一跃而有立宪之希望,虽曰预备,亦极环球各国未有之美矣。”众人“额手相庆曰:中国立宪矣,中国立宪矣,转弱为强矣,转弱为强矣”。“何幸一道光明从海而生,立宪上谕从天而降,试问凡我同舟,何等庆幸!”


人们自发撰写的《欢迎立宪歌》表达了对朝廷的热爱尊崇和对必然带来暴力的革命的反对:“大清立宪,大皇帝万岁万万岁!光绪三十二年秋,欢声动地球。”“和平改革都无苦,立宪在君主。”“纷纷革命颈流血,无非蛮动力。一人坐定大风潮,立宪及今朝。”


可惜,清廷并不珍视此时对它来说极其珍贵的民情民意。它推行的中央与地方官制改革,各路权贵、官员你争我夺,丑闻不断,种种矛盾更加尖锐、激烈,导致政坛严重分裂,满族权贵的权力反而进一步扩张。


1911年5月8日,清政府大脑发昏,推出一个垄断权力的“皇族内阁”,这说明所谓立宪只是一个招牌,其实清政府不想放弃任何权力。立宪派失望至极,上书要求“仍请皇上明降谕旨,于皇族外另简大臣组织责任内阁,以符君主立宪之公例,以餍臣民立宪之希望”,但遭到清政府的严厉压制。


清政府在推出“皇族内阁”后不久,就宣布将各省原已准交商办的铁路干线一律“收归国有”。不少地方展开了保路斗争,其中四川最为激烈,清政府逮捕了领导保路的绅商首领,并在成都开枪打死30余名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者,从而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立宪派在绝望中宣称:“国内政治已无可为,政府已彰明较著不要人民了,吾人欲救中国,舍革命无他法。”


这一切,不能不使人对清廷是否真准备立宪大起疑心,甚至有立宪派直斥其为“伪改革”“徒为表面之变更”,“袭皮相而竟遗精神”。参与保皇会之宪政会组建的徐佛苏当即评论道:“政界之事反动复反动,竭数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来面目。军机之名亦尚不改动,礼部仍存留并立,可叹。政界之难望,今可决断……诚伤心事也。”


当一个政权的统治基础都对其动机大表怀疑、毫不信任,对其所作所为大表反对时,这个政权就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严重的“合法性危机”恰为激进的革命准备了条件。此时,清政府就面临着这样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一场暴力革命,恐怕已难避免。


清廷刚宣布预备立宪时,革命派的力量就“稍息”;而当官制改革使人们认识到清廷的立宪有名无实时,革命派就“其势益张”。显然,革命派力量的“息”与“张”,与清廷所作所为大有干系。


亨廷顿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中认为:“每一个未被吸收到政治体系中的社会阶级都具有潜在的革命性……挫败一个集团的要求并拒不给它参与政治体系的机会,有可能迫使它变成革命的集团。”“革命必定意味着许多集团都对现存秩序怀有不满情绪。革命是社会‘多方面功能失调’的产物。”清政府拒不给立宪派参与政治体系的机会,使立宪派对现存秩序怀有不满情绪,并最终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之中。


梁启超说:“在民主专制之下,宪法徒具一纸空文,议会只是尸位素餐。然而,专制政体久而久之亦失人心。除了再革命之外,别无他途。”“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也有人指出,正是清政府的颟顸与极端顽固,最后成就了辛亥革命的“激进”。


孙中山认为,革命是万不得已的事情,而且不能一直革下去。孙中山也想通过代价和破坏少些的改革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但通过上书李鸿章而极度失望,意识到不推翻腐败的清政府,不进行一场民主革命,就无法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因此,孙中山才被迫走上了革命道路。


改革难免触动特定阶层利益。但正是这些阶层的“利益”,成为国家、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不革其利,国家、社会难以发展。改革是为了各阶层的总体、长远利益,但如果每一阶层都不愿承担改革的代价和成本,不懂妥协,改革势必举步维艰。改革也难免触发观念的全面更新,这个过程一定会伴随着旧世界观崩塌的痛苦,但唯有经历这种痛苦,适应现代文明的观念才能深入人心,整个国家才能建立起新的共识。


摆在改革者面前的选择其实很繁杂也很困难,但唯有做出正确的选择,社会才能免于走向激进的极端。周锡瑞先生在《改良与革命》一书中指出,精英阶层在新政中捞足了好处,利益大大扩张,但新政带来的苛捐杂税和通货膨胀,却要让底层社会来承担。广大民众成为改革的牺牲品,他们普遍对新政不满,逐渐形成了民间的革命力量。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曾说:“革命最可能发生在曾经历过某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政治现代化发展又落后于社会经济变化的社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晚清改革之曲折最好地印证了亨廷顿的这句话。

 

可见,岂止是清朝的曲折改革,我们把目光延展到中国2000年的权力史,会发现,这就是一个个人与群体、民主与独裁、社会发展与个人的需要,不断调整分配的历史。革命也好,改革也好,不过是权力分配的一次次调整。这也是我们权力简史的全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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