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集】商鞅变法:权力者多借法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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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欢迎收听《权力简史》,我是魏祺。今天我们来讲商鞅变法。正因为商鞅在秦国的这场变法,才使得秦国变得富强,最终一统天下。柏杨曾经说,商鞅变法是历史上一场最为惊心动魄的魔术。这一场变法可谓惊天动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商鞅的改革主张相当激进。激进到什么程度呢?他要从最难的地方改,他丝毫不考虑“社会承受力”,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生活、价值观念甚至家庭生活等所有领域全盘出击,一个也不落下,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在所有方面,把秦国彻底改变,重塑一个秦国,商鞅就是一位顶级的魔术师,他没有玩儿大变活人,而是玩了一把大变国家。


 我们从小读《史记》的时候,总觉得商鞅是个令人敬佩,也令人惋惜的人物,他意志坚定,全力推行变法,目光远大,一心为秦国图霸业,做起事来雷厉风行,他身上具备一切改革家应当具备的优点。而且他变法成功,使得秦国国力一下子在六国之上。只可惜最后因为变法得罪人太多,商鞅在国内遭到迫害,不得已从秦国出逃。讽刺的是,由于商鞅使秦国强大,各诸侯国还都不敢得罪秦国,谁也不敢收留他。以至于最后走投无路的商鞅,被残忍地车裂,咬牙切齿的复仇者联盟杀了商鞅全家。


这样的遭遇是不是令人敬佩而又惋惜?当然这是《史记》,但我们要是看另一本书,可能人们不但不会流下同情的泪水,反而要喷出吐沫星子,骂死商鞅了。那就是《商君书》。《商君书》是历史上商鞅及其后来的法家的代表作的一个汇编,至于作者是谁没有定论,但不可否认,里面记载的内容,确实是当年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史记》中的商鞅和《商君书》中的商鞅,给后世人们留下了两个特别不协调的“人设”。《史记》里的商鞅,是令人敬佩、令人惋惜、令人怜悯的,但是《商君书》中的商鞅,那真的就是“人设崩塌”的代表,绝对是一副让人感到恐惧、冷血、不害而栗的面孔。


前面说,商鞅最后死得很惨,但商鞅之所以死得那么惨,全是因为大秦帝国的老董事长秦孝公的死。可以说,商鞅一辈子的荣辱兴衰都跟这位老董事长息息相关。成就商鞅的是秦孝公,商鞅最终被车裂也是因为这位老董事长的离世。所以说,如果没有董事长秦孝公的支持,商鞅不可能走进我们的历史记忆。公元前 362年,秦孝公继位,但是东方六国开Party根本不带秦国,这让才22岁的董事长很扎心,但是他没有颓废,而是立下宏图,要实现霸业。


继位刚一年,秦孝公发出征求人才的布告,用词极其沉痛:“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意思就是说,三晋抢了我河西之地,诸侯都看不起我秦国,没有比这个更让我丢脸的事了!然后说,不管是谁,“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你们有谁能让秦国强大,让我在诸侯中脸上有光,我就给他官做,给他土地。这在当时相当于高端人才引进战略了,条件也极其优厚,又给钱又给房的!


商鞅就是被这封言辞恳切的求贤令吸引来的。此前,商鞅觉得自己空有绝世之学,却一直不得志,所以想跳槽到秦国试试运气。他原名公孙鞅、卫鞅,后来由于在秦国立功,被封在商这个地方,所以人们又称他商鞅。商鞅来到秦国之后,与孝公几经磨合,终于得到充分信任,君臣一心,实施变法。


商鞅变法,体现的是一种功利主义人民观。他不是不重视人民,而是非常功利地看待人民的价值,利用人民,不断压榨人民来使国家强大,给秦始皇最终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商鞅变法的核心就是两个字“耕战”,在全国同一推行耕战一体化,把用了几百年的井田制给废除了。耕战耕战,就是既耕且战,农民平时是种地的,打仗时就是士兵,全国都一样,没有别的社会成分了!


在古今中外的所有变法或革命中,土地从来都是政治力量与人民进行交换的最重要的筹码。就近世而言,列宁发动苏维埃革命的承诺是“和平、面包、土地”,孙中山推翻帝制的经济承诺是“平均地权”,毛泽东上井冈山宣传“打土豪,分田地”,即便是最近的改革开放,也是以“包产到户”政策率先稳定了农民。商鞅是第一个在土地改革上尝到了甜头的政治家。


战国中期,随着人口的增加,井田制度已经败坏,公地私有化成普遍事实。当时的知识界对此分歧很大,道家、儒家都视之为“礼崩乐坏”的根源,强调要恢复井田制。商鞅则反其道而行之,宣布废除井田制,允许民众开荒耕作、买卖土地,这自然大大激发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使变法的“农本思想”更加得以光大。显然,在先秦时期,粮食是最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商鞅的一切变法都以此为根本,这可以说是典型的“唯生产力论”。


要让国民都去种地,就必须堵住其他的出路。商鞅说,如果工商业没有过高的利润,那么从商的人就没有什么兴趣了,而如果不去经商,那就只有去务农了,于是,国民就专心干一件事:农战。农与战看着像是两件事,实则是一件事。这样就可以建立一个绝对一元化的社会,使社会结构单一化、垂直化,由一个绝对中心,也就是君主来控制:


对内,要求人民一律下地干活,对外,要求人民一律上阵打仗。大家的欲望虽然千差万别,但我们只让它们从一个渠道来达成:农战。这就是一切专制国家所津津乐道地宣传的集权的好处:能集中社会所有力量,拧成一股绳,从而达成一般民主国家所不能达成的目的。至于其中普通民众付出多大代价,在所不计,而民众的意愿,更是完全置之度外。


这种运用国家机器把全民的意志高度统一到政府目标上来的做法,可能有其短期的合理性,有效性,但其致命的弱点却无论如何不能熟视无睹:比如,秦国在先秦典籍中一般都被称为“虎狼之国”,变法后的秦国真的成为了一匹虎豹豺狼。《史记》算了一笔账,秦在统一过程中斩杀的六国人数在一百五十万以上。这还不包括秦国自己士兵的死亡人数。比如著名的长平之战,秦国的大将白起,坑杀了赵国四十万大军。可以说,秦国残忍地践踏了一些基本的人道原则。这种现象不仅在战国时代的秦国那里充分显示出来,二战期间的德,日法西斯,就是现代的“虎狼之国”。


所以,虽然商鞅治理下的秦国,固然具有极强的攻击力,在列国纷争中频频得手,但耕战体系下脆弱的、原子化的百姓们,毫无幸福可言。因为耕战一体是为了粮食和军队,说白了就是为了国力强盛,与之相对的,那就是要百姓贫弱,这也就是商鞅思想的关键:“弱民”。


商鞅认为:“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人民弱,国家就强,人民强,国家就弱。商鞅是一个追求国家强大、兵力强盛的人,他对人民的幸福并不在意。而他又认定国与民不可能都强,国家和民众就像跷跷板,一上必有一下,又如矛与盾:要让国的矛无坚不摧,民的盾必须弱不禁风。于是,为了强国,他必然要弱民。


商鞅既然提倡胜民,那么他要怎么制民呢?这当然难不倒商鞅,他对付普通人的绝招有六个,下面我们来一个一个分析。


首先就是通过检举告发使得民众更加分散,更加原子化。为了进一步消灭私人空间,商鞅搞户籍制度,行连坐之法,提倡告密揭发。让居民们互相纠察,互相监视。告发奸人,予以重赏,不告发奸人,加以重罚,什伍之内,一人有罪,他人连带有罪,人民在战争中不勇敢,本人处死,父母、兄弟、妻子连坐。有告发官吏为奸的,就可以承袭所告之官的职位。甚至,治国的最高境界,是可以让家人甚至夫妻,不因为彼此关系亲近,就互相包庇,妨害对国家的诚实。


而这种对私人空间的挤兑,其最终目的就是控制人。这样就斩断了一切横向的平行关系,在整个社会里造成一种垂直性的上下关系,这是一切专制政治的基本构图。在这种垂直关系的最上端,只有一个人:君王。这就是孟德斯鸠说的:“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自已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事实上,一个绝对一致的一元社会,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监狱,所有的人民都是劳改犯,在国家指令下劳作,在劳作中改造, 苟生,创造国家财富,维持国家生存,而个体自身,则只有义务,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上的权利。


第二,就是利用专制政治产生的大量流氓和小人。流氓小人与专制政治是一种恶性循环,专制高压催生了流氓小人,反过来,流氓和小人充斥的社会又似乎证明了政治专制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想呀,流氓地痞横行的地方,小人奸佞猖獗的地方,人们往往渴望专制。这就像渴极了的时候,人们不惜饮鸩。这就叫饮鸩止渴。专制政治一面大喊大叫惩治流氓和小人,一面却又怂恿流氓和小人,并在自身的体制内不断滋生出数量更多的流氓和小人。商鞅早就道破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了——“以奸民治,则民亲制。”意思就是说,要让奸民来治理人民,因为人民失望于奸民,就自然会亲近“制”。什么叫“制”,就是国家专制的权力!流氓地痞对于中央朝廷而言,其作用就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  


第三,进行文化管控,比如,朝廷不准许音乐、杂技到各地方去,那么.农民在劳动的时候. 就看不到这些,在休息的时候,就听不到这些。农民在休息的时候听不到这些,精抻气质就不浮荡,在劳动的时候看不到这些,意志欲望就能专一。农民意志专一,从而精神不动摇,意志必专一,就能开垦荒地了。


总而言之,则《商君书》作者认为,不能有农战之外的人存在,有了也不能让他们被农战之士看到,否则天下人都学他们而不农战了。一种生活方式甚至个人性格趣味都会成为否定其他生活方式和个性特征的依据。于是,政府便会根据需要树立各种模范或榜样来引导大众。树立榜样或模范,是专制政权统治的法宝之一。榜样与模范,是一元化的胚胎或因子,人人都像榜样或模范,就是一元社会的蓝图。


第四,剥夺个人资本,造成一个无恒产、无恒心的社会。    


治理国家,能使穷人变富,富人变穷,国家就有雄厚的实力。国家有雄厚的实力,就能成就王业。治国的措沲,重要的在于使穷人变富,使富人变穷。  


这真是很奇葩。他要这样反复折腾干什么昵?大约是要经过这样无休止的折腾,使人民没有安全之感吧。单个的、无保障、无安全感的自耕农是封建专制的天然基石之一。因为这些自耕农需要朝廷来代表他们的利益,保护他们的面包,便不惜交出自由。这样就可以听命于国家,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国家。   


第五:辱民、贫民、弱民。人民卑辱,就重视爵位;怯弱,就尊敬官吏,贫穷,就重视赏赐。朝廷用刑罚统治人民,人民就乐于出力;用赏赐驱使人民战争,人民就看轻死亡……国家统治人民,用刑罚来羞辱他们,到战争的时候,他们才肯战斗。为了使君主的爵位、官职、赏赐具有吸引力,当然要使人民地位低下、没有话语权、生活穷苦。要是人民平时就活得有尊严,他们就看不上君主的爵位和官职了,要是人民本来就很富裕,君主就不能用赏赐来诱惑他们了。所以,要想管住人民,要用刑罚来羞辱他们,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在打仗的时候肯出力卖命。还必须剥夺农民的余食,使他们终年处于温饱线上,刨地求食。剥夺商人的利润和商品,一来让他们无利可图,从而彻底消灭商人阶层,二来使得国家控制的日用品不受损害。一句话,国家这个大企业的利益必须通过垄断来实现。


第六:战争。也许你要问,战争怎么也是让百姓贫弱的手段呢?


上面的几种方法都是通过遏制生机、毁灭生意来使“强民”不得出现,把“强民”扼杀在萌芽状态。而战争则是一举两得,通过战争,不仅可以缓解内部张力,消灭国内强民;同时,还可以输毒于外,把这内部张力引到国外,把内部矛盾转化为外部矛盾,侵吞别国领土。战争是让国家强大和稳定的最好办法,它既是起点,也是终点,并且循环往复、不应该停止。一统天下的理论基础。


说完商鞅控制百姓的这六种方法,你可能就能理解为什么他最后众叛亲离,成了人民公敌吧,而且秦国在统一六国后很快土崩瓦解。由此可见,一个人也好,一种体制也好,不管在经济或军事上暂时取得什么成绩,只要他侵刻下民,不给人自由,否定人的尊严,那他就只能是人民的公敌。秦的崛起与迅速崩溃说明了这一点。人民并不像某些专制论者所想象的那样,只要面包,不要自由,没有自尊。争取自由自尊的冲动乃是天赋予人的本能,自由与尊严也是天赋予人的基本权利,谁剥夺这些,谁就注定要被推翻。


商鞅最后落荒而逃,想要躲进一家秦国的农家,但是老农却不敢收留。因为按照商鞅变法的精神,你没有通行证谁也不许收留你,商鞅“作法自毙”!他此时终于尝到了没有私人空间的透明社会的滋味,专制之人死在自造的专制枷锁中。专制的逻辑否定一切,也否定自身。专制的维持靠的不是逻辑,而是权势,一旦权势崩溃,专制者自身就陷在自设的陷阱中,受到他曾给予别人的一切惩罚,甚至手段都千篇一律——只是往往更加残忍而已。


最后我们说,商鞅变法中所推行的众多制度,比如郡县制,还有“耕战立国”战略,乃至土地改革、统一度量衡和户籍制等,这些都不是由商鞅发明的,却被他发扬光大,并进行了系统性的、长期而有效的试验,在这个意义上,商鞅算得上是中国式中央集权制度的奠基人了。好,商鞅变法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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