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国家的诞生：俘虏与奴隶的变革

2014年夏，中东恐怖组织伊斯兰国（臭名昭著的ISIS）的军队横扫叙利亚和伊拉克北部，占领了他们眼中的异教徒雅兹迪人的村子。伊斯兰国的士兵杀死了男性村民，将女人和女孩掠走。年仅 12 岁的女孩成为了这些士兵的“妻子”，实际上就是供士兵们泄欲的性奴隶。这样的恐怖事件对我们来说何其熟悉，雅兹迪女性所经历的苦难，就是历代被俘女性遭遇的剪影。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奴隶。

         或许很多人都会认为，奴隶是一个社会中的最底层，他们完全没有人权，只不过是像高级牲口一样苟活着，他们对社会的变革也几乎不产生什么影响。我们会认为，奴隶的命运是如此的悲惨，而奴隶主又是如此的残暴，这的确是部分事实。比如凶猛的加勒比海的卡里纳格人，不但会用独木战船行军数百英里，攻击其他岛屿并掳掠他们的财物和人口，还会在得胜而归后不久，就杀死他们俘虏的成年男性来祭祀。因为最终会被祭祀或吃掉，年轻的男奴也被称为“我的烤肉”。未成年的男孩会被阉割为奴，到了成年，仍然是被当作祭品杀死。年轻妇女则是被卡里纳格人纳为妾，或成为妻子的仆人。

《环球科学》1月号刊登了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考古学家凯瑟琳·卡梅隆的一篇文章，她表达了一个新颖的观点。凯瑟琳在过去的 12 年中，一直关注并研究着世界各地小型社会中的俘虏问题，她的研究重点是美国西南部的考古遗址。

         凯瑟琳认为，被掳掠的妇女和儿童，是现代社会演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奴隶为新社会引入了新的理念和信仰，推动了技术和意识形态的扩散，在新群体的地位、财富和不平等制度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这些因素很可能为更复杂的社会结构的出现打下了基础。尽管长久以来，世界历史都忽略了这些被掠夺来的人。但对早年旅行者的记录和其他报告的分析表明，这些俘虏给其主人的社会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俘虏可以创造出权力和财富，这些因素为重大社会转型奠定了基础，使得复杂的国家级社会得以演化出来。我们来看一下凯瑟琳发现的具体证据，主要有三条：

         第一条，奴隶是带来变革的使者。刚刚说起过的，男性成年俘虏如果落在凶残的卡里纳格人手里，都会被惨无人道地杀死。但其他民族并不都是这样。有一些俘虏会进入新社会，开始新生活。你可能会以为，奴隶进入新社会后，一定是唯唯诺诺唯命是从，被迫接受新社会的一切习俗。那你就想错了。有时，奴隶也会为新社会带去他们老家的习俗，甚至向奴隶主传递社会知识和技能，成为带来变革的使者。过去的民族虽然会掳走人当奴隶，但这不代表他们都是落后愚昧的。事实上，他们也渴望学习新事物。奴隶为社会、经济和思想上的进步提供了机会，而奴隶主们也充分利用了这些机会。

         在北美的西北海岸地区，海达人从他们的贝拉贝拉人奴隶那里学会了一个叫“赠礼节”的传统节日聚会。在这个聚会上，人们会组织起来建造或修理屋子。再举个例子。非洲西部的沿海地区，有一个名叫维达的奴隶贸易港口。那里的人们在 19 世纪信奉各种伏都教，其中的一些教派就是在非洲内陆掳掠来的奴隶妇女引入的。还有更早的。在罗马帝国衰落期间，向罗马帝国发起攻击的日耳曼部落就是从罗马俘虏那里了解到了基督教。

         一些记录还表明，有一些俘虏是因为懂得某些技术知识而成为抓捕目标的。19 世纪初，被北美西北海岸的莫瓦查特人俘虏的英国铸甲师约翰·朱维特在一次足以致命的攻击中幸免于难。因为酋长想要金属武器，而他又知道怎么锻造，所以逃过一劫。朱维特在 1815 年出版的一本回忆录中详细叙述了他所经历的磨难，同时还记录了他如何教会抓自己的人洗衣服，而不是穿脏了就把衣服扔掉。

         还有一些奴隶带去的文化，则颇有几分恶作剧的意味。这事情得从奴隶主的迷信说起。他们一方面很鄙视自己的奴隶，另一方面又常常认为奴隶，特别是从俘虏变成奴隶的那些白人，有医治他人的能力。西班牙人阿尔瓦·卡布扎·德瓦卡在哥伦布航行几十年后去探索了墨西哥湾。行程中，他与同伴一起遭遇了船难，并被一个土著部落所劫持，这个土著部落居住的地区就是现在的德克萨斯州。俘获他们的土著认为，这些外国人知道如何治病。德瓦卡心生一计，发明了一个类似于跳大神的治病仪式，抓住机会成功逃脱。逃脱后，德瓦卡和同伴决定前往今天的墨西哥，一路上，很多土著人都恳求他们施展治病的神术。巧的是，有跳大神的就有戴面具的。在北美洲的东北部地区，奴隶休伦人为俘虏他们的易洛魁人引入了医疗假面会，在这个组织中，治疗者都戴着木质面具。

         奴隶不仅为奴隶主的社会带去了技术和文化上的一些新东西，而且他们也是奴隶主权势的象征，这是凯瑟琳认为奴隶推动社会演化的第二条论据。如果用我们现代的眼光去看历史，奴隶主会被认为是残忍的、折磨人的。但倒推几百年，一个男人拥有多少奴隶，却是实实在在的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奴隶之于奴隶主，就像奢侈品包包之于今天的女性，奢侈品手表之于今天的男性。

         几百年前，在小规模的社会群体中，人多力量就大。社会领袖通常都是追随者人数最多的人，他的大多数追随者是他的亲属。而奴隶的到来，让社会中加入了大量非亲属的追随者。领袖要提高地位，就要获得尽可能多的奴隶。奴隶，尤其是育龄妇女，让那些社会领袖或挤破头想往上走的男子，获得了快速增加亲属的机会，同时还不用承担向新娘家支付聘礼的传统婚姻义务。奴隶作为社会中最边缘化、最受鄙视的成员，却提升了其他所有人的社会地位。

         在大多数小型社会中，男人都是通过战功来获得威望的。而俘虏就是战争胜利的最好证据。比如在卡里纳格人的部落中，就是之前说过的那个成年男子杀无赦做祭品的民族，一个男人只有在战争中获得胜利，才能与一个上层社会的家庭结亲。而戴面具治病的易洛魁人，年轻男性只有成为一个成功抓到过俘虏的战士，才能成为领袖或娶妻。整个美洲东北部社会中的男性都会在一个名为“烟斗仪式”的结盟典礼上，一边抽着神圣的烟枪，一边吹嘘自己在战争中的辉煌，怎么抓到俘虏抓到了多少俘虏，自然是一笔炫耀的资本。

         奴隶主也会通过公开展示自己支配奴隶的权力，来获取社会地位。主人和奴隶在日常生活中的巨大差距，使奴隶主地位更高，而使奴隶的地位低无可低，他们相对的地位不断得到巩固。从这个意义上说，高级别的社会地位需要的不仅是主人和奴隶，还要有众多旁观者来见证这一支配关系。美国南部所谓的骑士精神，也就是他们强调作为南方人的荣誉感，唯一能成立的原因就是，白人可以将自己与弱小的、在他们眼中毫无荣誉感的奴隶相比，不管这个奴隶是自己家的还是隔壁老王家的。

         刚才提到的那些奴隶都是可怜的劳苦命。奴隶也因为地位低，曾被认为对经济的影响力极为有限。但凯瑟琳的研究提出，古代小规模社会中的奴隶，已经启动了创造财富的进程，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财富创造者。这就是她的第三条论据。

         在前殖民地时期，关于奴隶创造财富的例子在历史文献中比比皆是。比如，16 世纪时哥伦比亚考卡山谷中常年征战的多个酋邦就是典型的例子。据最早来到这里的西班牙士兵和牧师所述，胜利者会抓走数百名俘虏。获胜方会杀掉一些俘虏充当祭品，但留下更多的俘虏作为奴隶，这使得每个奴隶主都能大幅度地提高自己的庄稼产量。而在北美洲的西北部海岸，鲑鱼是许多部落的主要食物。但鲑鱼只在一年中的某些时候才能捕捞到，所以人们必须将鱼保存起来。部落中的人认为鲑鱼加工是妇女的工作，但是他们很乐意把男女奴隶都派去干这个活，这就产生了过剩的鲑鱼干，这样的剩余商品可以促进贸易的发展。

     奴隶所产生的资源使得酋长和有志成为领袖的人能够避开亲属之间的相互义务，并巩固自己的社会和经济权力。在菲律宾，被俘获的妇女生产食品、纺织品或陶器。酋长们利用剩余物质举办盛宴，吸引战士追随自己，为自己而战，从而壮大了军队。而有志成为领袖的人会在东南亚各地进行货物贸易，以积累自己的财富。

         秘鲁的科尼博人也会采用类似的手段，将奴隶创造出的剩余财富转化为权力和地位，方法则是通过举办“竞争盛宴”。对于有野心成为领袖的科尼博男人来说，有多名妻子帮助准备盛宴是很重要的。传统方式娶到的妻子和俘虏来的妻子都要种植木薯，并将其酿成啤酒，这是盛宴的核心。一个男人的妻子越多，酿造出的啤酒就越多，他能举办的盛宴规模也就越大，他的地位也会跟着水涨船高。考古学家甚至发现了公元 1000 年以前用于酿造、储存和饮用啤酒的器皿，说明这样的盛宴，以及俘虏女性作为妻子的传统，在古代科尼博人中就已经存在了。

         奴隶不仅产生了财富，也是个人及家族财富的真正体现，通俗地说，奴隶可以用来炫富。小型社会已经有了对奴隶的赠予、交易或贩卖活动。就像美国南方的奴隶制一样，地位低下的奴隶属于高级商品，而且往往是小型社会的成员所能拥有的价值最高的商品。在世界上的一些地方，奴隶甚至可以充当货币。比如在中世纪早期的爱尔兰，女奴是价值最高的货币单位，并被用作支付手段。

         这就是奴隶为新社会做出的三大贡献，带去了变革，为奴隶主获得了权势，创造了财富。在一些小型社会中，奴隶占总人口的比例可能高达 25%。他们在复杂的国家级社会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几次基本社会转型之一。考古学家约菲认为，直到社会经济和管理职位不再与亲属关系相关时，国家级社会才开始出现。之前已经提过，在奴隶到来前，领袖的追随者都是他的亲属，是奴隶的到来，改变了这种情形。“去亲属化”是国家进化的条件之一。第二个条件是少数人能创造和控制剩余产品，这又是奴隶作为劳动力创造财富所产生的结果，正是因为有了奴隶，生产力才会大幅提高，剩余产品才会出现。还有一点，虽然不是必须的，但也是早期国家的基础之一，那就是野心勃勃的男人会利用奴隶为自己积累财富扩张势力。这使得重要权力和权威掌握在了一个人或一小群人手中，阶层由此划分。新的国家级社会，规模在 2 万人以上，成员不再都是沾亲带故，而是建立在社会阶层或国界内居民的基础上。这些说法也都有迹可循，我们可以在早期国家的遗迹中找到奴隶的迹象。存在于公元 800 -1250 年的查科文明，被认为是美国西南地区唯一的国家级社会。人类遗骸研究显示，该政权统治时期，周边地区的女性遗体数量明显增多，这些女性多为 15-25 岁（这正是奴隶最常见的性别和年龄）。这些女性遗体头部有创伤痊愈的痕迹，身上还有其他一些常见于奴隶的受虐待伤痕。查科地区其他与暴力相关的证据，以及查科人现代后裔的口述历史也证明了查科有奴隶存在。

         凯瑟琳在文章的末尾强调：她绝对不是在为奴隶制洗白。ISIS 试图通过宗教把奴隶制合法化，这种倒退是黑暗的恐怖的，也是全人类无法接受的。归根到底，奴隶制应该在历史的垃圾堆中永远沉睡，即使曾经，它改变过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