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说“私德与公德”

梁启超说“私德与公德”：

《新民说》：“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梁启超认为“就折义言之”，公德和私德固然有所不同;但“就泛义言之，则德一而已，无所谓公私”。意谓两者有密切联系，“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

他又比较考察“中国旧伦理”与“泰西新伦理”之差异指出“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强调“公德者诚人类生存之基本哉”（《论中国国民之品格》）。认为“公德之大目的，既在利群”，“人群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皆赖公德“以成立者”（《新民说•论公德》）。

据此批判“存心养性”“束身寡过”的封建道德修养论。同时还肯定私德是公德的基础，认为“公德者，私德之推”;“蔑私德而谬托公德，则并所以推之具而不存也”（《新民说•论私德》）。

他强调无私德则公德不能立。进而提出“合公私而兼善之”的道德建设方案。认为西方注重“一私人对于一团体之事”即公德，所以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中国封建社会则“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导致“人虽多，曾不能为群之利，而反为群之累”，使国家“日即衰落”（《新民说•论公德》）。故主张以提高公德为急务，倡导“牺牲个人之私利，以保持团体之公益”;同时又应以培养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以为弘扬公德的基础。“以独而扶其群”，由个体人格之独立，进于“合群之德”，树立社会意识和国家观念，成就“新民”之事业。对当时推进道德革命、宣传维新变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