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听180秒叶芝：年轻时追求智慧，年老时羡慕青春

大家好，我是许诺。这里是《像作家一样思考：爱尔兰篇》。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这个人物相信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他就是叶芝。

踏上爱尔兰的国土，几乎处处都能感觉到一个诗魂的存在。在那里，叶芝的名字家喻户晓，几乎人人都能背诵他的作品。西部的斯莱戈郡就被命名为“叶芝之乡”。在古风犹存的郡府所在地，就是斯莱戈镇的中心，矗立着一尊青年叶芝的全身铜塑立像，很有意思的是这尊铜塑立像身上铸满了叶芝的诗句，还有被风鼓起的那个衣襟啊，仿佛就是一对梦想的翅膀。

在那个铜像不远处呢，有一幢古旧的红砖建筑，就是叶芝纪念楼，里头呢，设立了叶芝博物馆，里面有不少关于叶芝的文献和实物的资料，包括叶芝的诺贝尔奖证书和那枚金质奖章。在那个镇子的东面有风景优美绝伦的吉尔湖，湖中呢，有叶芝向往的那片人间仙境，就是茵尼斯弗利岛，每年有大量世界各地的文学爱好者来到这里朝圣。

说了这么多叶芝到底是谁呢？叶芝的全名叫威廉·巴特勒·叶芝，生于1865年，1939年去世，是爱尔兰著名的诗人、剧作家、散文家。

在他少年时期，他的兴趣十分的广泛，他曾经在都柏林艺术专科学校学过绘画，很早就显露出了诗歌创作的天赋，醉心于东方的神秘主义，组织和参加过艺术研究社团。他还关心民族自治运动，一度加入了爱尔兰共和兄弟会。1896年到1904年呢，他与剧作家格雷戈里夫人和约翰·辛格等人共同筹建了爱尔兰民族剧院，发起了爱尔兰文学复兴运动。

1922年爱尔兰自由邦成立，叶芝当选为了参议员。所以因为叶芝的这一段独特的经历，也让他的诗作吸收了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神秘主义，甚至是玄学诗的精华，几经变革呢，最终熔炼出了属于叶芝的独特的风格。

叶芝的剧作也多以爱尔兰民间的传说为题材的，同时呢，也吸收了日本古典能乐的表演方式，开创了现代西方戏剧中东方主义和原始主义风气。

叶芝出生在爱尔兰的首府杜伯林，是一位画家的长子，虽然他的家庭传统上是说英语，奉新教，祖先是英国移民，他本人所受的也是正规的英国教育。作为使用英语的创作家，叶芝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题材。因为他既要背离英国文学的传统，退回到爱尔兰本土风景当中去寻找灵感，同时又必须把所获的素材纳入英语的包装内。

1886年的时候，叶芝结识了芬尼亚运动的领导人、爱国志士约翰·欧·李尔瑞。在他的影响下，叶芝开始接触爱尔兰本土诗人具有民族意识的那些作品，这个时候呢，他自己的创作也开始从古希腊和印度题材转向爱尔兰民俗和神话题材。于是在1889年就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叫《乌辛漫游记及其他》，这本诗集就反映了叶芝早期创作方向的转变和确定。

同样也是在那一年，叶芝结识了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叫茅德·冈，这是一位女士，叶芝被她的美貌所吸引。年轻的叶芝多少有一些身不由己，进一步卷入到了争取爱尔兰民族自治的那片政治运动漩涡当中了，但是他毕竟不是政客而是诗人啊，他不可能采取任何激烈的实际行动，他只是尽到自己诗人的本分，他在他的《致未来的爱尔兰》这首诗当中写道：“知道吧，我愿被视为一个群体中的真兄弟，为减轻爱尔兰的创痛，把摇曲和民歌唱诵；而不愿比他们差毫分。”

叶芝的第二部诗集叫《女伯爵凯瑟琳及各种传说和抒情诗》，是在1892年出版的，这本诗集更集中的以爱尔兰为题材，以象征的手法表现诗人的那种民族的感情，他相信，如果现代诗人把其故事置身于自己的乡土背景当中，那他的诗就会像古代的诗一样更细密的渗入人们的思想当中。

早在1888年的时候，叶芝就曾经说过，“伟大的诗人视一切都与民族生活相关联，并通过民族生活与宇宙和神圣生活相关联。”他还认为，没有民族就没有伟大的诗，就好像没有象征就没有宗教。在他眼里呢，爱尔兰是一个贮存着比英格兰更为悠久历史的一片大的记忆，是一个充满了诗的象征的仓库。

在世纪之交的爱尔兰虽然民族情绪高涨，但是社会形势依然非常的复杂，那一年在目睹了政客的背信弃义、党派之间的勾心斗角、民众的互相仇恨和愚昧无知等等现象之后呢，叶芝就意识到自己所崇尚的以18世纪爱尔兰社会为代表的新教贵族政治理想与现实的发展是背道而驰的。而茅德·冈等共和党人所热衷的暴力行动也让他特别的反感，因此啊，他不久便对政治产生了幻灭感，回到了他的那片艺术王国当中。他在《凡事都能诱使我》这首诗中写道：“凡事都能诱使我抛开这诗艺技巧：有一回是一张女人的脸，或更糟——我那傻瓜治理的国土貌似的需要。”

1899年的时候，他的诗集《苇间风》问世了，荣获了当年最佳诗集“学院”奖，确立了叶芝作为第一流爱尔兰诗人的地位。有评论者认为这部诗集标志着现代主义诗歌的开端，犹如100年前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合著的那本《抒情歌谣集》一样，标志着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开端。

1931年的时候，叶芝在《库勒和巴利里》这首诗当中写到，“我们是最后的浪漫主义者——曾选取传统的圣洁和美好、诗人们称之为人民之书中所写的一切、最能祝福人类心灵或提升一个诗韵的一切作为主题。”

在这首诗里一直把格雷戈里夫人啊，同时也包括他自己看作是贵族文化传统的“最后的继承人”，他们所居住的库勒庄园和巴利里碉楼成了古老文明的象征。在他的另一首《纪念罗伯特·格雷戈里少校》这首诗里啊，格雷戈里夫人的儿子罗伯特则被视为文艺复兴式“完人”的一个现代样本。在叶芝的眼里，贵族是人类精华知识的保存者和传承者。与此相对的是保存和传播口头民间知识的乞丐、浪人、农夫、修道者，甚至是疯子们。

叶芝有很多的诗作，就是以这些人物为角色，或者干脆是他们所说和所唱的转述，这些构成了叶芝智慧来源的两个极端，然而在现代风云的冲击之下，这一切都在渐渐消亡。社会和人们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变，叶芝不禁在《一九一三年九月》这首诗里感慨：“浪漫的爱尔兰已死亡消逝，与欧·李尔瑞一起在坟墓中。”

但是，1916年复活节的那个抗英起义震惊了对政治和现实失望的诗人。叶芝没有想到从他评素看不起的城市平民当中产生了他理想中古爱尔兰胡林式的悲剧英雄，他看到一种崇高精神的爆发，在《一九一六年复活节》这首诗当中他又写道：“一切都变了，彻底变了：一个可怕的美诞生了。”

此后，他似乎又恢复了对现实世界冷眼旁观的态度，然而他对社会现实的敏感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深刻了。这个时候他更关心的是人类文明的创造，因而谴责任何形式的破坏。

叶芝是个自传性很强的诗人。他主张写自己主观的切身体验，而非对外界的客观观察。他在《拙作总序》(1937)一文中开宗明义地说：“一个诗人总是写他的私生活，在他的最精致的作品中写生活的悲剧，无论那是什么，悔恨也好，失恋也好，或者仅仅是孤独；他从不直话直说，不像与人共进早餐时那样，而总是有一种幻觉效果。”这决定了他的诗是象征主义的，而非写实主义的。他认为，他的一生是一种生活实验，后来人有权利知道。

抒情诗人的生活应当被人了解，这样他的诗就不至于被当作无根之花，而是可以被当作一个人的话语来理解。他的诗以大量的篇幅和坦诚的笔触记录了他个人的经验和情感，尤其是他对友谊和爱情的珍重。女性在他的生活和艺木中都占据了显要地位。在《朋友》一诗中，他写到了三位对他一生影响重大的女友：“现在我必须赞扬这三位—/三位曾经造就了/我生活中的欢乐的女士”

其一是奥古斯塔·格雷戈里夫人(1852-1932)。叶芝认为她使他得以专注于文学。她不仅在精神上给他以理解和支持，而且在物质上为他提供理想的写作条件，照顾他的起居。他在她的库勒庄园度过许多夏天，在那里写出了《在那七片树林里》、《库勒的野天鹅》、《库勒庄园，1929》等大量诗作。她还与他一起搜集民间传说，从事戏剧活动，在爱尔兰文学复兴运中起到了骨干作用。她翻译的盖尔语神话传说被认为是上乘之作，为叶芝的诗作提供了不少她的剧作也深受受尔兰观众的欢迎。

其二是奥莉维娅·亚(1867-1938)。她是叶芝诗友莱奥内尔·约翰生的表妹，是

小说家。1894年当叶芝正陷于对茅德·冈的无望恋情的旋涡无法自拔时，约翰生把奥莉维娅介绍给了他。她聪慧而善解人意，与叶芝相处很融冾。他们曾考虑结婚，只因她丈夫不同意离婚而未果。他们同居了近一年，直到叶芝再遇茅德·冈，奧莉维娅发现他对茅德·冈仍不能忘情，遂离开了他。但他们始终保持着友谊，叶芝与她通信比与任何男女朋友都频繁。他在诗艺、政治、个人等各种间题上征求她的意见，而她的评论非常富于才智。叶芝在她去世后曾对人说  四十多年来她一直是我在伦敦的生活中心，在所有那些时间里我们从未争吵过，偶尔有些伤心事，但从未有过分歧。

其三即茅德·冈(1866-1953)。“颀长而高贵，胸房和面颊/却像苹果花一样色泽淡雅”(《箭》)这是叶芝初见她时的印象。当时他们都二十三岁。他立即被她的美貌征服了。她是一个坚定不移的民族主义者，为了争取爱尔兰独立不情代价，不择手段。叶芝追随她参加了一系列革命活动，一再向她求婚，并为她写下了大量诗篇。有评论者称这些作品是现代英语诗歌中最美丽的爱情诗。而她一直与他保持着距离，终于在1898年向他透露了她与位法国政的同居关系。他们的关系一度降温，但给叶芝以毁灭性打击的是1903年茅德·网与麦克布来结婚的消息。此后，加之剧院事务的烦扰，叶芝的心情很坏，诗风也随之大变。

后来，叶芝又多次向离了婚的茅德·冈求婚，都遭到了拒绝。不得回报的爱升华成了一篇篇感情复杂、思想深、风格高尚的诗，它们贯穿于叶芝的第二部到最后一部诗集中。有评论者认为，还不曾有过哪位诗人像叶芝这样把一个女人赞美到如此程度。叶芝意识到是茅德·冈对他的不理解成就了他的诗，茅德·网也曾对叶芝说，世人会因她没有嫁给他而感谢她的。

叶芝曾说，年轻的时候，他的缪斯是年老的，而变老的时候，他的缪斯却变年轻了。意思是说，年轻时他追求智慧，年老时却又羡慕青春。

有一回，一位学者问晚年的叶芝，他的诗歌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叶芝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智慧”“哲学是个危险的主题”，叶芝还这样认为。但他的中晚期诗越来越向哲学靠近了。对于叶芝来说，诗的内容比外形的价值大。他认为诗若不表现高于它自身的东西便毫无价值可言，它首先至少应该是“人可以进入其中漫游而借以摆脱生活之烦扰的境地”。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 叶芝一生执着追求建立超乎诗歌之上的“信仰”体系，而不像一般现代派诗人那样热衷于诗艺技巧的实验。

1917年，叶芝与乔吉·海德一李斯结婚。妻子为改善他当时的忧郁心境（婚前叶芝曾向茅德·冈之女伊秀尔特求婚而遭拒），在蜜月里投合他对神秘事物的爱好，尝试起扶乩来。据她说这是“为你的诗提供隐喻”。这果然引起了叶芝的兴趣。他运用所阅读的新柏拉图主义及东方神秘主义等哲学对妻子“自动书写”的那些下意识玄秘“作品”的“散碎句子”加以整理、分析、诠释，终于在1925年完成了一部奇书—《异象》。这标志着叶芝信仰体系的完成。书的内容涉及用几何图形解释历史变化的历史循环说、用东方月相学解释人类个性的个性类型说以及灵魂转世说。通过想象和逻辑推理，来自各种文化的神秘象征被秩序化了，形成了一个自圆其说的骨架。但由于该书荒诞不经又驳杂晦涩，赢得了“庞杂而古怪的伪哲学”或“粗劣而无价值的自制品”之讥。叶芝本人则希望该书能够被看作是一部神话而非历史或玄学、称它是一个“集体无意识”、一个神话学的意象库。

诗集《库勒的野天鹅》(1919)就已显示了叶芝开始从日常生活主题转向哲理冥想主题。在随后的一本诗集《麦克尔罗已蒂与舞者》(1921)的前言中，叶芝解释说：“歌德说过，诗人需要哲学，但他必须使之保持在他的作品之外。”而叶芝自己却禁不住要把哲学揉进诗作中去。

叶芝年轻的时候曾自称自己有三大兴趣，其一在于民族主义，其二在于诗，其三在于哲学。这些兴趣在他一生中从未减退，他们之间互相渗透和融合，最终锤炼统一，形成了叶芝自己的体系。象征的系统性是叶芝诗歌创作的一大特点，而他的全部诗作就是他追求自我完善一生的象征。

叶芝最初是通过研读传统的英国诗人和从事神秘主义活动而自发的发展出自己的象征主义的，但是他也在批评家阿瑟·塞蒙斯的影响之下，接受了注重作品本身的法国象征主义的基本理论。在艺术的实践当中一直不断的提出问题，对那些理论重新的加以解释，批判的吸收过来，以改进自己的诗艺。

他把诗歌视为是一种由意向、节奏和声音所共同构成的复杂的“音乐关系”。这些成分按一定的方式来结合，产生情感经验的象征，而这种象征非单纯用文字所能表现。他认为啊，正是建筑在主题之上的象征赋予诗歌最终的形式，因此呢，艺术作品也就是各种构成元素的形式排列，而引起欣赏者个人感受的是排列的“顺序”。这种顺序并不提供任何意义，却又具有欣赏者根据自己的感受赋予它的一切可能的“意义”：这就是“象征”了。

假如说人们承认他们是为诗的象征所感动的话，那么就不再可能否认形式的重要性了。然而叶芝所注重的形式和先锋派所追求的形式不一样，他几乎从来不做技巧上的实验创新，不用自由体写诗，而是强迫自己接受那些与英语语言同时发展起来的传统格律，这是为了避免个人化，而只有非个人的东西才会不朽。也是曾经这样说，“我必须选择一种传统的诗节，甚至我所做的改动也必须看起来像是传统诗节。我是一群人，我是一个孤独的人，我什么也不是。”这就是叶芝，一个在传统与现代、个人与群体之间来回奔跑的诗人。诚如一位评论者这样说：“叶芝他是在现代作家中最具现代感，而无须是现代主义者。”

著名的诗人文学评论家埃兹拉·庞德初遇叶芝的时候，称他是唯一值得认真研究的当代诗人，视他为前期象征主义和后期象征主义之间的桥梁。托·斯·艾略特则称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诗人”，如果说192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含有偶然或非文学的因素的话，那么这两位同时代的大师的评语就会少了一些恭维和溢美的成分。

不管怎么样，叶芝的一生做了他想做的事，就像他在《然后怎样》这首诗里说，“我丝毫不曾动摇，而使某种东西达到了完美。”以至叶芝在临终的时候能够对自己的灵魂骄傲的喊出：“冷眼一瞥，看生，看死，骑者，驰过！”

参照诗人在《布尔本山下》这首诗当中的遗嘱，叶芝的遗体于1948年从法国运回爱尔兰，归葬于给他的童年以欢乐、给他的诗歌以灵感的故乡斯莱戈，这似乎是他完美的人生之旅的象征，而他的灵魂仍驾着飞马，超越生死，驰向永恒。

最后送一首叶芝的诗给大家《在那些柳园的下边》：

经那些柳园往下去，爱人和我曾会面，

用一双雪白的小脚，她走过那些柳园。

她教我把恋爱看轻易，一如枝头生叶，

可是我年少又无知，不同意她的见解。

在河边一片野地里，爱人和我曾驻足；

在我斜倚的肩头上，她搭着雪白小手。

她教我把生活看轻易，一如堰上长草，

可是我年少又无知，如今满眼泪滔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