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公开课-给家长的礼物】许宏:一个考古学家眼里的“最早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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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公开课-给家长的礼物】许宏:一个考古学家眼里的“最早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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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公开课是送给家长的礼物哦~

正课是孩子的


大家好,我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许宏,也是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除了是一名考古学家以外,我还有一个身份:爸爸。我有一个读大学的女儿,她也对中国历史很着迷。


但是,在我女儿长大的过程中,我也让给她读过很多关于中国历史的通史读物。我发现,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各种通史读物中,一开始的介绍,一定是一位历史学家来说,中国最早的朝代,就是“夏”“商”“周”。这个介绍方法,跟国外的许多学者的研究不太一样。比如,最近我读了日本学者写的一套十几卷的《中国的历史通史》,开头第一卷的作者是九州大学的宫本一夫教授。而他,就是一位考古学家。


这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只有考古学家用他们的手铲,才能解读文字诞生前那悠久时代留下的无字地书,担负起“拉长”中国历史的任务,进而给我们讲出一部完整的中国史的开端——中国远古时代的故事。同时,可以显见的是,与历史学家相比,考古学家的这种叙述还是粗线条的。这又引出了考古学的长处和不足的话题,也就是说:考古学的学科特点,决定了它是了其以长时段的、对历史与文化发展进程的宏观考察见长,而对于精确年代和具体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把握,则是考古学所不擅长的的弱点。


对我来说,还有一个“弱点”,就是来自我女儿的疑问。我女儿知道她有个考古学家爸爸,也引以为豪,但就是对考古无感,她应该没有读过我面向大众、还有一定市场的考古小书。这也许代表了大部分人的想法:考古学家一般只勾勒过去尤其是远古的图景,讲过去的事儿,那和我有什么关系?


考古学,跟现代人的生活,真的没有关系吗?


我觉得当然还是有的。比如,回到刚才的话题,当你的老师、爸爸妈妈告诉你,中国最早的历史,是从“夏”“商”“周”开始的,那么,你去了国家博物馆,故宫,你看到的第一个展厅,里面的各种出土的文物,你会不会问你爸爸妈妈,这些文物里,哪个是尧舜禹时代时期的文物?


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我只能说,你这样的问题,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勇敢的“怀疑”精神,这个怀疑,就是考古学家跟现代生活的关系。


如果你读过胡适先生的书,你会知道他有一个名言,叫做“做学问要从不疑处怀疑”,不仅胡适,还有一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也说过“古史辨”的问题,他们的特点,都很相似,就是要勇敢地“怀疑”。


具体到了我的研究领域,很多人问我,你相信夏王朝存在过吗?我只能说我不知道。因为到目前为止,这是个既不能证明是真,也不能证明是假的问题。传世文献中记载了夏王朝的存在,这些记载集中于东周到至汉晋时代人的追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当然是存在的。


但透过这些追述性质的文献,我们能够知道当时的人是如何描述看待“夏”的,但却不能据此确证夏王朝的存在,它们是文本而不是史实本身。就像北京大学朱凤瀚教授指出的那样,在求索夏王朝的过程中,对其是否真实存在,不应先有一个必定存在的预设。客观地看,对于古籍,我们既不能无条件地尽信,也没有充分证据认为它们其全是系伪造。对古史记述的其辨伪或证实工作,只能就一事论一事,逐一搞清,而无法举一反三,从某书或某事之可信推定其他的书或其他的事也都可信。既不能证实又不能证伪者,肯定不在少数,权且存疑,也不失为科学的态度。“古史辨”运动留给后人最大的遗产,在于其疑古精神。可以说,没有“疑”,就没有当代之学问。


那么,说完了“怀疑”,我们可以确信的是什么呢?我从考古学的角度,从考古发现的角度,可以确定的说,二里头,是东亚大陆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这个地方,在我看来,就是一个考古学家眼里的,最早的中国。


但是我没办法说,这个最早的中国,是属于夏,还是属于商。与其说解决了这个问题,不如说是提出了更多问题,让我们的思维更加复杂化。但是,暂时不知道二里头姓夏还是姓商,丝毫不影响我们对它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分量的认知。


我认可的最早的“中国”,可以解释为“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最早的中国”可以定义为东亚大陆上首次出现的“核心文化”、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总体上看,这是取狭义的政体意义上的“中国”之意。作为一家之言,将其落实在考古学上的二里头文化。无论是二里头这一“点”还是辐射出的一个“面”,都符合我个人对“最早的中国”的认知。我认为与此前的文化相比,二里头产生了质变。“最早的中国”的观点不是权威发布,不是一个等待验证的假说,它只是学术百花园中的一朵小花,百家争鸣中的一说,并不排他。


很多人说第三任二里头考古队的队长关于二里头夏商分界的意见是很重要的,没有想到我最后说“我不知道”。我的前任都是明确表态,说二里头总体上属于夏代或商代,到了第三代队长,“不知道”了。我自嘲说,这会被认为是“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了。实际上,这是一个认识论上的巨大变化。中国考古学发展到今天,我们在认识论上开始反思。我不带学术成见、近乎白纸地进入田野进行考古工作,最后得出的结论与罗泰教授这样的西方考古学家的认识相当接近,这就是殊途同归了。让我比较欣慰的是,我之前受罗泰教授邀请,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做了三个月的访问学者,和那里做埃及考古、两河流域考古、中美洲考古的学者对话,大家工作的区域不同,但可以做很好的交流,因为大家其实都是在用相同或相似的研究理念和方法来处理学术问题。


中国考古学正处于巨大的转型期,从物质文化史研究为主的阶段转型为面向世界的社会考古新阶段。我们正在探索,我们正在追赶。


就像有的学者说的,现在存在一种整体上的中国焦虑,我们都想弄清中国从哪里来,向何处去。我们在做的也是学术上的寻根问祖的工作。但作为标榜科学的学科,我们应该先把祖先当作“他者”来研究,既没有必要自卑,也没有必要盲目地自负。


所以我主张不排除各种推理论和假说所代表史实上的可能性,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作为学者,我可以接受任何事实,只要有证据。


一句话概括,那就是中国从来就没有自外于世界,一定要把最早的‘中国’这个概念的产生和发展,放到全球文明史的框架里去审视。在传统的古史框架和话语系统之外,探寻考古学对于历史发展进程的独特表达,既不等于历史虚无,更无损于我们的民族情感和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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