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晏列传》是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管仲和晏婴的合传。司马迁描写这两位春秋中后期齐国国相,能抓住其特点,并选取典型细节加以生动地表现,如写管仲,着重写其同鲍叔牙的交往,以及任政相齐、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谋略,写晏婴则通过对重用越石父和御者的典型事例的详细叙述来突出其“贤”。
文章详略得当,重点突出,比如对管、鲍之间的真挚友谊及晏子任用御者缘起的叙述极为详细,而对管仲生活的奢侈等不太重要的方面则一笔带过。传记之末“太史公曰”以后的简短议论与评价更是深化了对管、鲍二人的认识,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司马迁自述写作《管晏列传》之缘由:“晏子俭矣,夷吾则奢,齐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传》第二。”指出虽然管仲的奢华与晏婴的节俭形成鲜明对比,但是二人同为齐国杰出政治家,管仲辅佐桓公成就霸业,勋业彪炳,晏婴协助景公成就治世,政绩显赫,一霸一治,泽被当代,垂范后世,二人虽隔百余年,但他们都是齐人,都是名相,又都为齐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将二人合传写成《管晏列传》。
管仲辅佐齐桓公,使齐成为五霸之一,晏婴辅佐齐灵公、庄公、景公,使齐“三世显名于诸侯”。并在出使楚国后得到重要的关注。重要的是,在本文所记的轶事中,都分明贯穿了一个“知”字。管仲的“任政相齐”,是仗仰于鲍叔牙的知人善任;写晏婴的赎贤、荐贤,则更是他知人爱才,礼贤下士的必然结果。
治国安邦靠贤才,古往今来,概莫能外。然而,贤才难得,荐贤、让贤更属不易。常言道“荐贤者贤”。鲍叔牙之“贤’有三:
举贤不避亲鲍叔牙与管仲自幼交好,可以说情同手足,但面对齐桓公的“春秋霸主”大业,他考虑的却是管仲的“治国才能”,即“内能安百姓,外可抚四夷,功勋加于王室,恩泽布于诸侯,使国有泰山之安,使君享无疆之福。”当有人说“管鲍分金”时鲍叔牙吃了亏,他解释说:管仲“不是贪这点小钱,而是家贫不给”;当有人讽刺管仲战场上胆怯后退,他辩解道:“这是因为管仲家有老母,需要他孝养侍奉,故不能轻生。”
贵有自知之明当齐桓公看到鲍叔牙连立大功、却不思己得,而干心不忍时,鲍叔牙说:“主公不必顾虑微臣,如若不嫌,臣还是作我的将军,边疆有事,为主公冲杀陷阵,万死不辞。至于相仕,还是授予管夷吾(管仲)吧。对于治理国家,微臣有五个方面不如管夷吾:宽惠爱民,不如;治国不失权柄,不如;忠信以交好诸侯,不如;制定礼仪以示范于四方,不如;披甲击鼓,立于军门,使士卒百姓勇气百增,不如。”如此肝胆相照的一番话,说得齐桓公心悦诚服。
不为小人所惑管仲病重后,齐桓公考虑他将不久于人世,问他是否可以让鲍叔牙接替他为相。管仲说:鲍叔牙善恶过于分明,以善待善尚可,以恶对恶谁能忍受得了?“他是位君子,但不可以委以国政。”当有人将管仲这些话告诉了奸臣易牙,易牙以为这正是离间管仲与鲍叔牙的好机会,遂到鲍叔牙面前挑拨离间。没想到鲍叔牙听了非但没有生气,反而笑昏“这正是我推荐仲父(管仲)为相的原因。仲父忠于国家,没有私心。若让我为相,哪里还有你们这些小人容身的地方?”一番话说得易牙面红耳赤,连忙狼狈而退。
后人评价
《史记·管晏列传》中说:“鲍叔牙推荐管仲做了齐国的相国,自己甘心情愿地在他的领导下为官做事。他的子孙世世代代享受国家棒禄,后世有十余代在齐国有封邑、任大夫之职。天下人鲍山墓地不但赞美管仲的贤能,而更赞美鲍叔牙能够识才荐贤不妒,谦和爱国忠君。”
宋代曾巩有《鲍山》诗云:“云中一点鲍山青,东望能令两眼明。若道人心是矛朝,山前哪得叔牙城。”
孔子称之以“仁”,梁启超誉之为“中国之最大的政治家”、“学术思想界一巨子”。
表现了管仲善因祸得福、转危为安、通货积财的卓越的治国才能;表现了晏婴礼贤下士,谦恭待人,生活俭朴的品德和作风以及桓公不计私仇,善任贤能的宽广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