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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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叫“有话好好说”，也可以叫“挺我说”，都是比较亮眼一点的名字。

竹禅和尚，俗姓王。清道光四年（1824）出生于四川梁山县任贤乡（今重庆市梁平县任贤镇）。关于竹禅和尚出家前的生平，迄今尚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
竹禅和尚所在的梁平县，虽然地域不甚宽广，却是一个佛法兴盛的地方。尤其是清初，破山海明禅师自宁波天童归来，创立双桂堂，大振西南地区佛法，梁平成为清代西南地区的佛教重地。据《梁山县志》统计，光绪初年，全县尚有寺、庵近150所。就是在这样一个受佛法熏习的氛围下，这位王氏少年于梁平县报国寺剃度出家。
报国寺位于梁平县县城北门，建于清代乾隆年间。其地景色独特，系“梁山八景”之一“垂云北观”的一部分。《梁山县志》卷二<古迹>记垂云楼：“县北一百四十步，<舆地>纪：胜云在北城外。左瞰万石，右倚东山，景物奇丽，峡中未有。乾隆三十三年，邑令徐鼎亨捐募重修，绝顶悬四千八百斤洪钟。楼北建报国寺，铁铸大佛四座作镇水口。”竹禅和尚即在此风景秀丽的报国寺出家，并度过了陶冶性情、初学佛法的沙弥时期。遗憾的是，抗战期间日军数次轰炸梁平，报国寺在战火中已荡然无存。
竹禅出家后，以极具风趣的构思，篆刻了“王子出家”“削发报国”两方印章，并伴随了他一生。当他后来在京师、东南地域绘画时，人们见此印文，臆断竹禅是前明的王公贵族，因不甘满清的统治而出家。最直白的印文却给人以无限的猜测！或许竹禅和尚正是以此来讽刺世人，也展现出他“游戏人生”的一贯风格。
竹禅和尚法名熹，后人称熹公，竹禅是他的号，关于他剃度师承等详情目前尚未发现文字记载。他20岁时在双桂堂受具足戒，嗣法于第九代双桂法脉一超禅师，并在双桂堂担任书记执事。双桂堂自破山祖师开山以来，门徒众多，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禅法覆盖巴，渝，滇，黔等西南地区近二十个省份，双桂堂由此被尊之为“西南禅宗祖庭”。在佛教史上具有突出的地位，史称“双桂堂弘法”。慕佛法的精深和祖师的摄受，川渝地区的文人墨客亦常来双桂堂交流、学习，也加深了双桂堂的艺术气息。而破山祖师本人的书法艺术，更是享誉天下。已故著名学者、画家和书法家启功先生曾在他的诗中诗赞叹破山祖师书法“憨山清后破山明，五百年来见几曾。”双桂堂浓郁的禅学内涵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深深影响了竹禅和尚。在他受戒后常住双桂堂的期间，一面亲近一超禅师修学佛法，一面充分接受着艺术氛围的熏习。
竹禅和尚所在的时代，是清王朝的统治走向崩溃的时期，地处川东的梁平也不再平静。竹禅和尚出生时，川东一带刚刚经历过了清廷对白莲教的镇压。至咸丰初年，太平天国运动开始，梁平地区的起义也纷纷而起。“咸丰间，邑南半边山董、杨图谋不轨，被刃者二百余家。”1859年9月，李永和、兰朝柱、兰朝鼎等在云南昭通起义后，很快进入四川分兵三路作战，东路由周绍勇、曹灿章、蔡昌龄等指挥，直逼川东，准备与太平军石达开部会师。《梁山县志》记有：“咸丰十一年（1861年），滇贼逼近梁邑。”
动荡不安的时局打破了竹禅宁静的修学环境，竹禅在咸丰初年离开双桂堂外出参学。他首先前往四川新都龙藏寺。在龙藏寺住了一年多后，返回重庆。经长江水道抵达武汉。在武汉归元寺等地进行了短暂的参访，而后前往北京。竹禅在北京和王公大臣、商贾文人常有来往。《普陀洛迦新志》记载当时京师“常熟翁相国同龢，嘉定徐殿撰郙，皆与之游。”虽然往来其间，竹禅和尚仍然保持僧人的风格，不攀权贵，“壬辰（1862）在京都，殿撰居以旧第，却不就，盖落拓其素性也！”据传竹禅和尚在北京的时候还应邀为慈禧作画，这个故事后来被编入梁平的传统曲艺“梁山灯戏”，至今已传唱百年。
在初期参学的这数年里，竹禅和尚参访京师各寺并游走于附近名山古刹，在山西、天津都有短暂的驻留。这一阶段的参学经历，使得竹禅和尚深感自己在修行上，在艺术创作上皆有很多不足。川东地区时局相对稳定之后，竹禅回到了梁平，仍然在出家的报国寺住了数载。期间一面为常住尽心服务，一面又专心书画练习，努力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几年的潜心修学，使得他在佛法和艺术的造诣上都有了很大提高，并将二者相互融通，奠定了他“以琴说法、以画说法”禅师的艺术风格。
同治八年（1869）竹禅和尚再次离开重庆。他沿江而上到达上海，此后遍游名山大川，并先后辗转住锡于天津无量庵、九华山化成寺、上海龙华寺、普陀山白华庵及杭州、宁波各大寺院，以普陀山及上海驻留的时间最长，前后近30年。
光绪二十五年春（1899），双桂堂常住派人前往上海迎请竹禅和尚回梁平。次年夏，竹禅从上海起程。沿江途径武汉，在归元寺做短暂休整后回到双桂堂。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初夏，竹禅和尚回到阔别多年的双桂堂，并于当年冬月初一，升座为双桂堂方丈。
竹禅在回梁平之前，住锡于上海福田庵，曾预知时至并“语庵僧曰：吾世缘将满，当从来处去。当时寺中僧人颇有不安，揣度他将示现往生。后见其安然返渝，以为无碍。竹禅和尚升座后不久，即在当年隆冬示寂于双桂堂丈室，世寿七十七。 竹禅在几十年的参学过程中一直心系佛法的兴衰，致力于道场的建设及慈善事业。他“性慷慨，凡修筑寺院，赈济灾黎，辄画数百纸助之。”他一生作书画所得都用于了寺院的修缮及弘法事业。竹禅和尚住上海龙华寺时，寺中有著名的龙华塔，相传始建于三国吴赤乌十年(247年)，曾有“舍利宝塔”和“报恩塔”(有传说孙权为报母恩而建)名。唐末毁于兵燹。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吴越王重建，迄今已有千余年历史。据上海地方志记“光绪十八年(1892年)，塔的底层毁于火，龙华寺画僧竹禅捐画资修复。”
清末时期的佛教甚为衰败，很多寺院成为做经忏的道场。为了振兴寺院在佛弟子心中的圣洁地位，竹禅和尚在一生中为佛门圣物的迎请、供奉、交流做了巨大努力。佛舍利被尊为佛教的至宝，竹禅和尚早年在五台山之际，苦心请得舍利子回双桂堂。寺院特为此建舍利塔供奉，于1864年落成。殿外柱上题有“荟萃七贤双桂堂里超凡境；堎嶒一塔万竹山中耸碧天。上款：新建舍利塔落成谨作楹联志庆。下款：同治三年春部选训导临江周学子拜题。”殿内撰“舍利塔记”刻于石壁，记文讲述了竹禅自五台山请回舍利子三枚，并介绍了舍利子示现神通的传奇故事以及寺僧就此事所展开精彩的禅语开示，这些也成为建造舍利塔的重要因缘之一。
贝叶经向来被作为佛教体现法宝的圣物。竹禅一生参学中，共请得三部贝叶经：一部由他早年自五台山请得，并同舍利子一道送回双桂堂供奉。解放初年，据专家鉴定为11、12世纪写本。遗憾的是此部经书在1990年被盗走。其余两部，一部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敬献给普陀山普济寺，共2片，用摺子夹之。有竹禅撰《贝叶记》：“后世之学者得见贝叶真经如见佛面，不枉出家参学，云游十方，益于身心。”另一部藏于九华山九化城寺，一札内藏10叶，每叶长52.5厘米，宽6.5厘米，叶片两面均刻梵文七行，字迹清晰，墨色未褪。每叶距叶片两端17厘米处有装订小孔。夹贝叶经册页上有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竹禅题跋，与供奉普陀山是在同一年。 竹禅和尚一生主要时间都在各地参学。他的足迹遍布川渝、湖北、山西、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等地，走访了各地的古刹丛林，名山大川。也在这些地方留下了大量的书画作品。
武汉，地处长江要道。竹禅参学往返之际，都要前往武汉归元寺拜访，现在归元寺尚有他的书法对联、罗汉画等作品。在他返回双桂堂任方丈前，最后一次前往归元寺，应方丈心极法师邀请，为罗汉堂题写门联：“普天应供大阿罗汉，兜率方广来往归元。竹禅圆寂后，归元寺退院方丈心极及在任心净方丈言：“竹禅当为罗汉”，遂以竹禅风貌在寺内塑罗汉一尊，并题联：“卅年画兰，半世画竹，发生白；自知不足，一曲琴声，无知音。”
竹禅和尚还先后多次朝拜了五台山，迎请佛舍利和贝叶经，和五台山结下深厚缘分。他驻留于普陀山白华庵绘画、抚琴，留下了传奇的故事和大量的书画作品。还有北京法源寺、宁波天童寺、阿育王寺，杭州灵隐寺等等，都能够看到竹禅和尚的墨迹。
双桂堂是西南地区禅宗重兴的祖庭，常有西南各大名寺的法系弟子前来礼祖，竹禅由此和巴蜀各寺的僧众建立了来往，其中与四川新都龙藏寺的方丈雪堂来往尤为密切。竹禅在最初离开双桂堂参学之际，就前往龙藏寺。在龙藏寺住了一年多，与雪堂及其弟子一起谈诗论道，抚琴作画，并和方丈雪堂禅师建立了深厚的情感。
龙藏寺是康熙六年（1667年）破山法嗣大朗禅师重建，清末成为四川地区的一个文化重地。竹禅两次离开梁平远行前，都要首先前往龙藏寺拜会雪堂禅师。竹禅住龙藏寺时雪堂弟子星槎师从古琴大家张孔山学琴，和竹禅亦多有交流琴艺。雪堂还派弟子星寿从竹禅学画二十余载。光绪五年（1879）初秋，雪堂到北京为大朗禅师请赐封号，然后专程转道去上海探望竹禅，可惜竹禅已前往苏州。光绪十五年（1889）五月，遂宁净心法师携竹禅赠龙藏寺《达摩摘芦渡江图》和书信回川，雪堂禅师感动万分，复信：“数千里间，廿年之久，尚能念及旧俦，多情如是，深为可感。余生甲申，与师同年，此时六十有六，须发皓然，欲重事行脚，实未敢期。如师游有倦，思及故乡，犹冀可聚，倘能命驾归来，相与长谈阔别之情，为平生第一快事，不知师意如何？”光绪二十二年（1895），星寿从上海辞别竹禅返川，带回竹禅赠给龙藏寺的多幅书画。竹禅还赠诗寄给雪堂：“聚首言欢有前因，结为同参又同庚。寄语目下前程事，古稀经过又三村。”雪堂回诗：“别去岷峨久，年过四十春，禅超南北寺，画盖古今人，明月随松照，高风与我亲，勤修清净业，到老不因循。”并书“与我同生咸老寿，唯君独觉渐声闻”的对联。从上足可见二人情谊之深，恰如昔日的寒山、拾得。当年秋，竹禅又赠送龙藏寺通景竹屏、东坡佛印人物单条、八哥梅花横幅等画作。现在，新都地区尚馆藏竹禅和尚书画四十多副。通过和龙藏寺的往来，竹禅为清末四川地区艺术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竹禅和尚虽然常年参学在外，但是他一直心系着祖庭双桂堂的兴衰。光绪十六年（1890）他把苦心觅得的破山祖师真迹和自己所绘的画托学生方炳南带回双桂堂。在其记文中可看到他为振兴祖庭的热忱期望：“昔年五台山化来舍利、贝叶共相流传。盖舍利佛宝，贝叶法宝，破祖墨迹僧宝也。成全三宝，双桂之地必大兴焉。”
政局的动荡、社会的不安，让光绪年间的双桂堂和当时西南各地的寺院一样，也陷入了重重困境。在寺院经济危难之际，竹禅和尚多次资助寺院，解决了寺院实际困难。光绪二十四（1898）年汇银千两资助寺院。他回到双桂堂时，前后四千两白银，全部捐助给了寺院。他回到寺院后又改建双桂堂山门，重修观堂、方丈等各处殿堂，亲自为大殿绘制壁画。在竹禅和尚的大力推进下，双桂堂得到很大改观。后任方丈洪道禅师在竹禅的努力基础上，对双桂堂建筑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使得祖庭焕然一新。
鉴于竹禅和尚佛学造诣及其艺术才华，双桂堂僧众一致推荐迎请竹禅回寺担任方丈。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双桂堂派出的僧人到达上海，商议迎请竹禅回寺之事。此时已七十六岁的竹禅和尚不顾自己年事已高，路途遥远，为祖庭重辉而欣然应允。
竹禅和尚回寺后极其重视双桂堂的文化传承及文物保护。他回寺即展开整理破山祖师的真迹的工作。“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四日，同堂住持方丈清查破山祖亲笔墨迹一本”并同自己带回的“画罗汉十八尊归入贝叶经箱永作常住流传。”竹禅和尚回双桂堂后还在规范丛林制度和整顿道风上做了很多工作。还把自己多年募化来的文物、佛像等入库收藏。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冬月初一，竹禅和尚升座为双桂堂方丈。西南佛教界为之震动，在他升座之日，成都昭觉寺、文殊院、宝光寺、龙藏寺、大慈寺、草堂寺六大寺院联合馈赠“圆满菩提”之匾，至今仍悬于客堂，由此即可窥见竹禅和尚在西南地区之声望。
然而，就在他回寺半年之后，即安然示寂。竹禅圆寂后，次年寺院于后山竹林之间为其立塔树碑，方炳南撰碑文简要记载竹禅和尚的一生及其功绩。此碑作为记录竹禅和尚生平的重要历史依据一直保存至今。
竹禅和尚塔于文革时期被毁，1989年由时任方丈妙谈法师率僧众发掘塔的基座，拾回遗骨火化，供于“报恩堂”。2003年双桂堂现任方丈身振法师率四众于寺院内为竹禅和尚重建六角式石塔，塔高二丈，直经一丈二尺，移其灵骨于塔内，永供后人礼拜。并于塔上撰刻当年世人对竹禅的评价：“书画名家”——“携大笔一支纵横天下；与破山齐名脍炙人间”。破山海明一生以机锋棒喝的禅法接引众生，竹禅熹公以其艺术教化世人。这即是对竹禅和尚一生的评价，也是对他艺术贡献最贴切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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