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仪器共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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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你是近视还是弱视?如果是近视，多大年龄?如果是孩子的话用仪器治疗只能控制视力下降的速度，无法恢复视力。如果是弱视，就要尽早的治疗，最好的治疗时间是越早越好，一般10岁以后治愈的可能性很小。我家孩子5岁时发现弱视，通过戴眼镜加弱视治疗仪辅助治疗，不到半年视力就恢复正常了，弱视视力恢复正常后还需要戴眼镜巩固治疗一段时间的，定期复查。仪器只是辅助治疗的作用，主要还是戴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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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复旦大学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出自这本《尚书大传》

卿云烂兮，糺缦缦兮。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这首诗歌出自传统典籍《尚书大传》，据说是大舜在与群臣宴会时所唱。

所谓“卿云”，据说它的特点是“若烟非烟，若云非云”。

这种云彩萦绕在天空，古人认为是吉祥的象征。

此时的大舜正准备将天子之位禅让给大禹，就像当初帝尧将天子之位禅让给自己一样。

一位又一位圣贤接过治理天下的重担，用他们的美德与智慧指引黎民百姓，就像是太阳与月亮的光辉在天空上交相辉映️️。

这首诗歌，以它高远的意境和丰富的内涵，在千百年间备受赞誉。

南朝著名诗论家钟嵘在《诗品》中说：“昔《南风》之词，《卿云》之颂，厥义夐矣！”

明朝著名诗人徐祯卿也说：“诗理宏渊，谈何容易，究其妙用，可略而言。

《卿云》《江水》，开《雅》《颂》之源；《烝民》《麦秀》，建《国风》之始。”

上个世纪初，教育界的先驱们就是从这首诗歌中得到灵感，将国人自办的第一所高等学校命名为“复旦大学”。

然而，这样一首流传千年的诗歌，在近代却受到了不少学者的质疑。

梁启超在《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中认为：“但以文学史的眼光仔细观察，这诗的字法、句法、音节不独非三代前所有，也还不是春秋战国时所有，显然是汉人作品。”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也指出：“辞仅达意，颇有古风，而汉魏始传，殆亦后人拟作。”

学者们之所以会对这首诗歌产生怀疑，除了近代以来“疑古思潮”的影响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尚书大传》这部书的性质。

我们知道，秦始皇为了禁锢读书人的思想，实行了“焚书坑儒”的暴政，从而导致很多儒家典籍几乎失传，《尚书》正是其中之一。

汉朝建立之后，为了发展国家的文化事业，鼓励民众积极献书，并且希望以国家的力量组织学者研究儒家经典，从而设立了“官学”。

然而经过暴政与战火的摧残，硕儒耆老零落殆尽，大汉朝廷竟一时难以寻找到一位研究《尚书》的专家。

所幸经多方探访，终于在济南发现了一位名叫伏生的老先生，他曾在秦朝担任“博士”之职，毕生以《尚书》为业。

于是汉文帝派遣晁错向这位年过九十的老先生请教，最终将《尚书》列为官学。

《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流传的与《尚书》相关的书籍中，有“《传》四十一篇”。

所谓“传”，当时专指解释儒家经书的著作。

有学者认为，这四十一篇《传》，即伏生所作的《尚书大传》，是伏生对于《尚书》的解说。

到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又为《尚书大传》做注。因此《尚书大传》一书具有极高的思想与文献价值。

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尚书大传》的命运却十分坎坷。

到了宋代，学者们已经很难见到此书的完整本。

到了清初，大学者朱彝尊编撰《经义考》之时，此书已经被著录为“佚”，所以一般认为《尚书大传》全书在明末已经失传。

不过，这样一部重要的文献，古代的学者们又岂会任由它烟消云散呢？所以从清初开始，学者们就前赴后继地开展起对《尚书大传》的辑佚工作。

所谓“辑佚”，就是从依旧在世间流传的文献中，将那些已经失传的文献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出来。

假设某一本书已经失传了，但是还有一些存世的书籍，曾经引用过这本书的内容。

这样，学者们就可以通过各种严密的考证，将这本失传的书“复活”。

因此，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尚书大传》，实际上是前代学者们辑佚的成果。

换言之，包括这首脍炙人口的《卿云歌》，实际上是从各种其他的传世文献中摘录出来的。

因此，这些内容并不是百分之百可靠的。

甚至对于同一件事情的记载，几本古书中的文字内容会有很大差别，尽管他们都声称自己引用的是《尚书大传》中的记载。

比如这首《卿云歌》，关于这首歌是何时创作、舜是在何种场合吟咏这首歌、群臣作何反应，各种文献在记载上皆有一定的差异。

因此清代辑佚之学的名家陈寿祺也感叹，这一段记载：“书籍征引，阙佚不全，又先后乖舛。”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梁启超等近代著名学者会对这首歌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了。

虽则如此，不可否认的是，《尚书大传》中蕴含的思想、记载的故事以及对《尚书》文本的解释，都在历史上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

因此，它仍然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思想、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的重要材料。

有清一代，如朱彝尊、孙之騄、孔广林、陈寿祺等学者，都进行过《尚书大传》的辑佚工作，相关成果达二十余种。

其中，以陈寿祺的《尚书大传辑校》最称善本。

陈寿祺在孙之騄、孔广林等人的基础上，“覆加稽核，揭所据依，稍参愚管而为之案”，案语精当，辩证精细，改正前人辑校的阙失与讹误，对复原《尚书大传》极有裨益。

在陈氏之后，集成《尚书大传》搜辑、校订与考证、阐发之大功者，则必推皮锡瑞的成名作《尚书大传疏证》。

皮锡瑞在陈寿祺辑本的基础上，进一步补遗漏、广异文、正讹误，搜辑更完备，考订更精确，编排更合理，形成更完善的《尚书大传》文本。

同时，他从文字、史事、制度、说义等入手，对《尚书大传》全面疏证、阐发，征引详明，疏解透彻，议论精当。

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来说，皮氏此书更是一座绕不开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