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庭评书

其次大概要数我们寿州孙氏家族了，出了孙传樾、孙多鑫、孙多森、孙多钰、孙多炎、孙元方、孙豫方、孙煜方、孙晋方等企业家，亦形成了有实力的家族集团。周家的实业领袖是周学熙，孙家的首领则是孙多森（是我的堂房伯父）。他们有着得天独厚的政治背景，原本是吃穿不愁的公子哥儿，但他们没有学晚清“八旗子弟”的样子，而是选择了一条艰苦的实业之路。
孙家的祖老太爷孙家鼐，是咸丰九年的状元、光绪帝师，也是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的创办人。他这一辈人中兄弟五个，都是读书人，出了一个状元、三个进士、一个举人，所以安徽寿州有副对联讲孙家：“一门三进士，五子四登科”。按说这样一个书香门弟，后代中应出大学问家才是，然而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使孙家子弟大都走向了实业。这其中与孙多森的母亲李太夫人大有关系。所谓李太夫人，是李鸿章的侄女（即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的二小姐），受李鸿章办洋务的影响，思想颇为开放，她不主张子孙后代走科举的老路，而要他们学洋文，办洋务。她曾教育孙多鑫、孙多森兄弟：“当今欧风东渐，欲求子弟不坠家声、重振家业，必须攻习洋文，以求洞晓世界大势，否则断难与人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孙多森及其兄孙多鑫，按照其母的指点，在其父孙传樾去世之后，发奋创业，先去扬州，向姑夫何维键（著名盐商、扬州何园的主人）借了盐票办盐；有了资金积累后就到上海办厂（他们于1897年创办的阜丰面粉厂是中国第一家机制面粉厂），大获成功，声名远播，从而引起孙家的亲戚、在北方主办实业的周学熙的重视（孙称周为姻丈），并向袁世凯推荐，进入北洋实业界，在中国银行创办之初，主掌了一段中国银行的业务。

传庭著有《白谷集》六卷 ，《鉴劳录》一卷，均《四库总目》并行于世。
《雁门尚书行》于柿园一役后，明纳迟末复社诗人吴伟业为孙传庭的阵亡，写了一首哀歌《雁门尚书行》，对这位出生于雁门的(即代州)的兵部尚书叱咤风云的一生称颂备至：“雁门尚书受专征，登坛盼顾三军惊。身长八尺左右射，坐上咄叱风云生。”用昔日的光辉，来衬托悲剧的下场：
急传使者上都来，夜半星侈马流汗.
覆辙宁堪似往年，催军洞消李还用松山箭.
尚书得诏初呻吟，撅起长刀忽长叹
我今不死非英雄，古来得失由谁算？
催军还用松山箭，云云，是指皇帝催促洪承畴冒险出击导致松山惨败的前车之鉴，不料重蹈覆辙。因为这个缘故，后人对桥行于孙传庭的死，是感慨系之的。有人故地重游，在潼关品凭吊英魂写下了不少千古名句。

孙过庭书谱译文及注解：古来善于书法的，汉魏时有钟、张的绝艺，晋末则二王并称精妙。王羲之说： “ 我近来研究各位名家的书迹，钟繇、张芝确实超群绝伦，其余的，都不值得观赏。 ” 可以说自钟、张死后，只有王氏父子才能继承他们。 ( 王羲之 ) 又说： “ 我的书法与钟繇、张芝比较：跟钟可以相抗，或许可以超过他。

张芝的草书，和我不相上下，但张芝精熟，临池学书，弄到池水浑是墨黑，假如我对书法用功到这个地步，未必不如他。 ” 这是他推许张芝、又自以为超越钟繇的意思。从王氏父子的专长来观察，虽未尽贯彻前人的规范，但从兼采会通这一点来看，是无愧于书法艺术的。

评论者说： “ 他们四位大书家，可称古今独绝；但今人 ( 二王 ) 不及古人 ( 钟、张 ) ：古人质朴，而今人妍美。 ” 质朴因时代而变化，文采随时尚而转移。虽然书契的创作，正是为了记录语言， ( 但由于时代崇尚不同 ) 书风也由醇厚变为浮薄，由质朴变为华采，沿旧推新，那是事物发展的常态。

书法贵在能学古而不违背时代，趋今又不与弊俗混同，所谓 “ 文采和朴实配合适宜，才是君子的风度。 ” 何必 ( 专守古人 ) ，弃精美的宫室而穴居野处，舍珍贵的宝车而乘原始的笨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