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母班传书说书软件

这是班级“软文化”环境建设的重头戏，也是整个文化环境建设的核心部分。它包括了班级风格和班级风气，是班级对外的社会形象。对它的建设，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①教师方面。我们知道，要形成一种积极健康的“班风”，不能仅靠一个人的力量，它参与了多种力量，是众多因素的有机反应，但教师在这里却是一个关键的因素。教师（特别是班主任）对班级的领导方式，与“班风”有着密切的关系。一种好的班级领导方式，对于学生的身心发展有着极大的鼓励作用。当前，我们大多数的小学采用的都是专制型的领导方式，它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学生的创造性，使学生丧失了自觉性，阻碍了学生的主动行为。
所以，在教师的领导方式方面，我建议采用一种民主型的领导方式，或是一种参与式的领导方式。教师参与到班集体当中，与学生一起，共同制定班级的各项规章制度、班级计划，或是对某事进行集体的裁决；教师在不损害班级整体利益的情况下，非常乐意给予某个学生帮助，或是指导，同时，接受他们的监督；教师要给班级活动以最大的支持，并尽可能的参与到其中；在学生做出选择时，教师要给予客观公正的表扬和批评，尤其在批评时，教师要注意对语言的使用，不可挫伤学生的积极性；在建立民主型领导方式的过程中，作为教师（尤其是班主任），应该是一个设计师，班级发展方向的设计师，而不是保姆、消防队员。
②学生方面。学生是班级文化环境建设的主体，在班级“软文化”环境的建设中，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班级风气的形成，是一股巨大的力量。
首先，是合作与竞争的协调。在班级的活动中，尤其是在班级的学习当中，合作和竞争是影响班级风气的两个重要的变量。合作，就是为完成同一目标而协同活动，从而产生对双方都有益的结果。在班级中，它能增进集体的凝聚力，形成积极的班风，促进学生的和谐健康发展。它能够取长补短，让学生积极思考彼此间的差异，从而积极的改进自己的不足，提高学习的自觉性。竞争，就是为同一目标而与他人竞争，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它能够活跃课堂的气氛，使集体生活富有生气，避免学生对学习的单调感，增加他们的学习乐趣。还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提高他们的标准和报负，增强学习的效率。当然，激烈的竞争可能导致一部分学生过分紧张和焦虑，因而抑制学习，引起学生对学习的抵制，对解决问题的挫败感，同时，过分地强调竞争，会使学生之间产生矛盾，最后的胜利成为他们主要的目标，而对学习的内在价值和创造活动视而不见，对学生的内部团结也造成了伤害。所以说，协调好这两者的关系，对班风的建设显得非常重要。
其次，是同辈文化的影响。青少年时期是身心急剧发展的时期，身心机能的迅速变化使学生产生许多新的、尚不十分清楚的体验。所以，他们迫切希望从对同辈集体和伙伴的了解中来揭开心头的疑团和困惑。于是，逐渐把注意力转到同辈同伴和集体的身上来。随着对同辈集体力量的依赖以及与同辈集体的厉害关系的发展，学生遵从集体压力的倾向日益明显。
对这一现象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一、对舆论的引导。良好的舆论对班级的各项事物都会产生十分积极的影响，它能让班级充满浓郁的学习气氛，同学之间团结友爱，师生之间互相信任。同样，不好的舆论也会造成不良的影响，它会使班级学习风气不够浓厚，同学之间没有交流，师生之间缺乏信任，没有足够的尊重。因此，教师一定要千方百计地营造班级的正确舆论；二、对小群体的引导。在班集体的创建过程中同时会伴有一个或多个小群体的产生，这些小群体往往以一个人或两个人为领袖，有着他们自己幼稚的行事原则，对于外界的交往有一定的限制，组成的时间往往不能维持很长。小群体对于班级的影响十分巨大，当它的原则与班级一致时，它能极大的促进班级的发展，积极参与班级的活动，维护集体的利益；当它与班级的发展方向相背或是不一致时，它就会严重阻碍班级的建设，甚至会损害班级的利益。所以，我们应加强对班级中存在的小群体的影响。今年刚送走的一届毕业生就是如此，通过“班委改组”、“家校合力”、“逐个击破”、“树立信心”等方法，把小群体的“头头”——王××引向“正道”，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教师应该引导学生根据班级的实际制订一系列的班级规章、制度、公约和纪律等，在经过全体成员集体表决的基础上，认真组织实施，坚持“依法治班”，在班级制度的各项条文中，突出精神风貌、价值观念、作风态度等具有文化气息的条款，给制度以灵魂，共同发挥规章制度的强制作用和激励作用，使班级形成“事事有人做，人人有事做，时时有事做，事事有时做”的良好局面。
《班级公约》是我在班级工作中经常实施的一种制度，也是班级建设中最为完整的“班级宪法”，从“班歌”到“班训”，从“班级法庭”到“班级惩罚与奖励”，与学生一起讨论研究，制定得都相当地完整、全面。学生在班级生活中体验了“社会生活”。为了帮助学生实现将班级制度文化从强制约束向自觉遵守的转化，我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借助于晨会、班报、日记等工具，积极地进行宣传，同时结合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正确加以引导，以帮助学生养成自觉遵守日常行为规范的良好习惯。
面对丰富的班级制度文化，学生学习吸收内化，本身就是一个教育过程。班级制度文化的建设，不仅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法制环境，还为学生提供了评定品格和行为的尺度，从而使每一个学生时时都在一定的准则规范下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言行，使之朝着符合班级的群体利益、符合教育培养目标的方向发展。学生在良好的文化氛围中正确面对学习和生活，建立法制观念、按照法规办事、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义务，维护自己的权利，不断提高自身的社会化程度。
由此可以看出，学生一旦置身于班级集体的文化氛围之中，他们的思想观念就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日积月累就会形成一种与班级文化相融合的价值观。班级中全体成员的群体意识、舆论风气、价值取向、审美观念、制度文化和精神风貌的反映，是班级文化的核心与灵魂。班级的“软文化”弥漫在班级的各个角落，时时撞击着学生的心灵。学生经过长期的耳濡目染，社会化的水平不断地得到提高。班级“软文化”的主体是班风。良好的班风是无声的命令，是不成规章的准则，它能使学生自觉地约束自己的思想言行，抵制和排除不符合班级利益的各种行为。建设优良的班风，能在班级成员的心理上产生巨大的内在的激励因素，增强班集体的向心力和归宿感。班风巨大的激励作用，还能使班级中的每个人精神振作，身心愉悦，人与人之间紧密团结，高度信任，人际关系和谐，班集体由此焕发出无穷的力量和生机，班集体与学生获得共同的成长与发展。因此，班级文化最大可能地成为了塑造学生心灵的栖居地。

效果可以的呀，很不错的

哈哈哈可以的呀不错的啊

从资料上来说貌似是没有的。他一直在照顾李宗仁，可以说是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也可以说是政治原因。当然也不排除胡女士自身情感原因

小学教师胡俊生教书30年，是学校的优秀骨干教师，教学比赛多次获奖，也多次作为优秀教师被表彰。而他却被一位女学生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甚至为了她搭上了自己的性命，他的死引发师责与师德的争论
检讨大会如期进行，胡老师站在前面宣读检讨稿，“尊敬的领导、各位同事，我心情沉痛的站在这里，......我来自农村，.....我从站在讲台那一刻起，我就想当一个好老师....”读着读着，他当着所有领导、同事和听他检讨的学生的面，撕碎了检讨稿，从楼上一跃而下。

在很久以前，有一片枝叶茂密的森林。在森林里，住着一群动物，其中有；山羊、小兔、神雕、黄牛……等等一些动物。

那时，山羊不像现在的山羊样。那时的山羊还没有美丽的胡子和粗壮的角。有一天，山羊去黄牛家做客。山羊一眼就看见了黄牛那粗壮美丽的角。

于是，山羊立刻羡慕极了。这时，黄牛说：“对不起，山羊老弟。……”“什么事呀？”山羊还没等黄牛说完，就奇怪的问道。“因为，我要去参加比赛，也就是比武大赛。所以，请你下次来我家做客。不过……”

黄牛用眼看了看山羊，又说道“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参加比赛。”山羊说：“不行，不行！我没爪子，我又没角，怎么比赛呀？”“那……”黄牛想了想，说:

“你可以来参观比赛。参观完后，就去神那里要一对角。不过，神不仅会给你一双角，还会给你一丛胡子的！”山羊看完比赛，就向神要了一对角，果然，神还送给了山羊一丛胡子。从今以后，山羊不仅有角，还有胡子。

　　胡适的母亲冯顺弟（1873—1918），是绩溪县中屯人。

　　出上庄，过杨林桥，东北行十里许，即到中屯。顺弟的父亲是村里的农民，名叫冯振爽，小名金灶。青年时参加过太平军，随军里的裁缝学得一手好裁缝手艺。他平日勤耕苦作，农闲时便给人家做衣裳什物，为人勤俭正直，人称金灶官。

　　金灶的妻子第一胎生下个女儿。在旧社会，重男轻女，女孩子是不受欢迎的，而且农家更特别希望有劳动力。因此，金灶给女儿取名“顺弟”，即含着顺下来生个弟弟的吉利意思。果然第二胎生了个儿子，以后又接连生了两个女儿。一家六口，生活虽然艰难，却也和睦亲爱，自有一种天然纯朴的快乐。

　　但冯金灶心里总压着一块石头。祖上传下来的老屋，在太平天国那几年的战火里毁坏了。他发誓要重振家业，在那老屋的地基上建造一栋更大更讲究的新屋。然而谈何容易!金灶夫妇苦做省吃，木料砖瓦还是一点也没有着落，没有钱!

　　顺弟年齿渐长，懂事也比一般人家的孩子早。她长得——

　　圆圆的面孔，有一点雀斑，头发很长……面貌并不美，倒稳重得很，不像个庄稼人家的孩子。

　　在家里，她上侍父母，下扶弟妹，手脚勤快，为人也贤慧，最得父母钟爱，村里人都说金灶修得了个好女儿。顺弟也很体贴父母。望着父亲梦想新屋而忧愁的面孔，她常恨自己不是个男子，不能帮助父亲劳动，赚钱，建新屋。

　　顺弟16岁的这年春天，上庄的星五嫂来到中屯金灶家，给顺弟说媒，说的便是她家的大侄儿，人称“三先生”的胡传。

　　这一年，胡传已经48岁了。前妻曹氏死了十多年，儿女都已长大。他在外边做官，没有个家眷实在不方便，所以打算续娶个填房。

　　金灶夫妇听了星五嫂的来意，当下心里为难。一来，怕攀不上做官人家，将来反让旁人笑话；二来，三先生比顺弟大32岁，又是填房，怕女儿不愿意；三来呢，三先生已有一大堆儿女，大女儿大儿子都比顺弟大好几岁，这样人家的晚娘不容易做，怕害了女儿一辈子。因此，金灶便对星五嫂说，这件事须同女儿商量，把媒人打发走了。

　　晚饭后，金灶夫妇把上庄三先生要娶填房，星五嫂来说媒的事，对女儿说知。又说，做父母的也心里为难，要女儿自己拿定主意。顺弟听了，低着头，半晌不肯开口，但心里却在紧张活动。三先生她是见过的，人家都说是好人。她想，做填房，可以多要聘金；前妻儿女多，又是做官人家，聘金财礼应该会更好看些。这是她报答父母的好机会，可以帮助父亲建起他一生梦想的新屋。于是，顺弟暗暗下了决心，应承了。

　　八字开过去了，与胡传的八字合过了；礼单送过来了；二月订亲，三月迎娶，农家姑娘冯顺弟，便变成了上庄胡传家的官太太。中屯冯家也造起了一栋新屋。

　　婚后的第二年，胡传便把冯顺弟接到上海同住。第三年冬天，生下一个男孩，这便是小胡适；不过那时还不叫“胡适”，而叫“儿”。他是胡传最小的儿子，顺弟惟一亲生的一点骨血。

　　小儿出世后刚满90天，胡传被调往台湾供职。到一八九三年春天，冯顺弟便带着一家子，抱着小儿，去台湾投亲，在胡传做官的台南和台东，度过了将近两年的很快乐的团居生活。那时已年过50岁的胡传，在公务之暇，剪一些红纸方笺，用毛笔端端正正写上楷字，教年仅20的冯顺弟认字。他们两人又一起教刚过两岁的小儿也开始咿哑识字，父亲当教师，母亲既是学生又兼助教。这老夫少妻稚子三口，享受到了人间最神圣的天伦之乐。到离开台湾时，母亲认了近千字，小儿也认了七百多字。

　　幸福是那样短暂，瞬息即逝，悲痛却来得那样突然，沉重。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第二年，胡适母子刚离开台湾，回到绩溪故乡不久，就传来了他父亲胡传病死在厦门的噩耗。这家庭的巨变和不幸，在胡适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最初的记忆：

　　这时候我只有三岁零八个月。我仿佛记得我父亲死信到家时，我母亲正在家中老屋的前堂，她坐在房门口的椅子上。她听见读信人读到我父亲的死信，身子往后一倒，连椅子倒在房门槛上。东边房门口坐的珍伯母也放声大哭起来。一时满屋都是哭声，我只觉得天地都翻覆了!我只仿佛记得这一点凄惨的情状，其余都不记得了。

　　胡适的母亲遭到这般沉重的打击，当时还只有22岁多两个月零17天，虚龄也只23岁!她在人生的途路上还刚刚迈开几步，刚刚尝到一点生活的甜蜜，便青年丧夫，做了寡妇，这是一个中国妇女的最大的不幸!而她又“以少年作后母，周旋诸子诸妇之间”，再加上家业中落，经济困窘，诚如她的儿子所说，“困苦艰难有非外人所能喻者”。

　　她23岁守寡，一直守了23年，受尽了人生的痛苦和折磨。而最大苦痛，莫过于许多亲人的相继死亡。这23年间，仅婆家和娘家，共死去七个亲人：

　　1904年 三子胡洪死。

　　1905年 父冯振爽死。

　　1909年 妹冯玉英死。

　　弟冯诚厚死。

　　1915年 长女胡大菊死。

　　长子胡洪骏死。

　　1917年 长孙胡思明死。

　　年纪轻轻的弟妹儿孙，这样接连死去，不断折磨着冯顺弟的精神和肉体。其中以她弟弟的病和死，情状最为惨苦。中屯流行血吸虫病。她的弟弟诚厚，幼习药业，农忙时回家种田，感染上血吸虫病。玉英妹死后不久，诚厚的病势转重，腹胀不消，又不忍让年老的母亲知道，便到上庄姐姐家来治病。胡适的母亲服侍汤药，夜不解衣。诚厚的病情却不见好转。她恐怕弟弟有个三长两短，老母亲的暮年就更难堪了。听乡间传说割股可以疗病，一天夜里，她便焚香祷告天地，用快刀从自己左臂上割下一块肉来，煎在药里。弟弟吃不下去，她又将肉烤焦，夹在锅巴中，让弟弟吃了。姐姐如此至诚，但和愚昧相结合，自然不可能起死回生。诚厚终于抛下年老的母亲，年轻的妻子，年幼的儿女，撒手而逝，只给人世间又增添一个寡妇，三个孤儿。顺弟怎能不十分悲恸呢!

　　23年的寡居生活，漫长而痛苦，她居然熬过来了!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呢？就因为有她亲生的一点骨血——她惟一的儿子胡适。只因为这点骨血，她含辛茹苦，把全副希望寄托在儿子的渺茫不可知的将来。为了这点骨血的将来，她愿意忍受一切，献出自己的一切，并挣扎着熬过了23年!

　　儿子的将来应该是怎样的呢？她具体不知道，只是希望儿子学他的老子，能走他老子的道路。她常对儿子述说他父亲的种种好处，叮咛说：

　　“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

　　尽管她和丈夫只过了六年三个月零21天，她对胡传的思想事业也不真正了解，但她虔诚地崇拜丈夫，尊敬丈夫，爱她的丈夫，可以说是一个丈夫至上主义者。胡传亲手写的那些红纸方字，她也终生保存着，视为她与丈夫、儿子三人“最神圣的团居生活的记念”。在她的心里，丈夫胡传简直成了一尊崇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而且，她又以虔诚唠叨的述说与叮咛，逐步在儿子的心里也树起了这尊偶像。

　　为了儿子的将来，她管教很严。她没有读过书，却千方百计地履行胡传的遗嘱，送儿子读书。绩溪上庄一带，蒙馆学金很低，每个学生每年一般只送两块银元。先生教起书来自然也不肯尽心，只教学生念死书，背死书，还动辄施以体罚。这样，学生学起来没兴趣，便常常逃学。胡适的母亲却与众不同，舍得在学金上下本钱。据胡适回忆说：

　　我一个人不属于这“两元”的阶级，我母亲渴望我读书，故学金特别优厚，第一年就送了六块钱，以后每年增加，最后一年加到十二元。这样的学金，在家乡要算“打破纪录”的了。

　　因此一着，先生便对胡适另眼相看，特别优待，认真地为他讲书，把一字一句的意思讲得清清楚楚。这使胡适得到莫大的好处。他后来回忆说，他“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正是他的母亲增加学金所得的大恩惠。

　　胡适留学美国那几年，家中经济异常困窘。几个哥哥闹着分了家。胡适的母亲独立撑持门户，一切亲戚庆吊往来，人情南北，负担委实不轻，乃至靠抵当首饰过年，贫窘之状可见一斑。恰巧这时，族中胡守焕因家庭败落，愿将《图书集成》一部大书减价出售。胡适的母亲知道儿子想得到这部书，便借钱买下了。她宁肯自己遭受困窘，却仍处处为儿子设想，真可以算是一位注重智力投资的开明的母亲。

　　然而，在儿子的婚事上，她却很不开明。她很早就为儿子包办订下了终身大事，也许是盼着早日抱孙子罢。

　　到1918年11月，她历尽寡居的艰辛，离开人世的时候，虽然只活了46岁，心里却应该是感到宽慰和满足的了。她的儿子已经学成归国，当了北京大学的教授，而且成了倡导文学革命的知名人物。她感到遗憾的，可能是最后没有来得及抱孙子。

　　胡适的母亲冯顺弟（1873—1918），是绩溪县中屯人。



　　出上庄，过杨林桥，东北行十里许，即到中屯。顺弟的父亲是村里的农民，名叫冯振爽，小名金灶。青年时参加过太平军，随军里的裁缝学得一手好裁缝手艺。他平日勤耕苦作，农闲时便给人家做衣裳什物，为人勤俭正直，人称金灶官。



　　金灶的妻子第一胎生下个女儿。在旧社会，重男轻女，女孩子是不受欢迎的，而且农家更特别希望有劳动力。因此，金灶给女儿取名“顺弟”，即含着顺下来生个弟弟的吉利意思。果然第二胎生了个儿子，以后又接连生了两个女儿。一家六口，生活虽然艰难，却也和睦亲爱，自有一种天然纯朴的快乐。



　　但冯金灶心里总压着一块石头。祖上传下来的老屋，在太平天国那几年的战火里毁坏了。他发誓要重振家业，在那老屋的地基上建造一栋更大更讲究的新屋。然而谈何容易!金灶夫妇苦做省吃，木料砖瓦还是一点也没有着落，没有钱!



　　顺弟年齿渐长，懂事也比一般人家的孩子早。她长得——



　　圆圆的面孔，有一点雀斑，头发很长……面貌并不美，倒稳重得很，不像个庄稼人家的孩子。



　　在家里，她上侍父母，下扶弟妹，手脚勤快，为人也贤慧，最得父母钟爱，村里人都说金灶修得了个好女儿。顺弟也很体贴父母。望着父亲梦想新屋而忧愁的面孔，她常恨自己不是个男子，不能帮助父亲劳动，赚钱，建新屋。



　　顺弟16岁的这年春天，上庄的星五嫂来到中屯金灶家，给顺弟说媒，说的便是她家的大侄儿，人称“三先生”的胡传。



　　这一年，胡传已经48岁了。前妻曹氏死了十多年，儿女都已长大。他在外边做官，没有个家眷实在不方便，所以打算续娶个填房。



　　金灶夫妇听了星五嫂的来意，当下心里为难。一来，怕攀不上做官人家，将来反让旁人笑话；二来，三先生比顺弟大32岁，又是填房，怕女儿不愿意；三来呢，三先生已有一大堆儿女，大女儿大儿子都比顺弟大好几岁，这样人家的晚娘不容易做，怕害了女儿一辈子。因此，金灶便对星五嫂说，这件事须同女儿商量，把媒人打发走了。



　　晚饭后，金灶夫妇把上庄三先生要娶填房，星五嫂来说媒的事，对女儿说知。又说，做父母的也心里为难，要女儿自己拿定主意。顺弟听了，低着头，半晌不肯开口，但心里却在紧张活动。三先生她是见过的，人家都说是好人。她想，做填房，可以多要聘金；前妻儿女多，又是做官人家，聘金财礼应该会更好看些。这是她报答父母的好机会，可以帮助父亲建起他一生梦想的新屋。于是，顺弟暗暗下了决心，应承了。



　　八字开过去了，与胡传的八字合过了；礼单送过来了；二月订亲，三月迎娶，农家姑娘冯顺弟，便变成了上庄胡传家的官太太。中屯冯家也造起了一栋新屋。



　　婚后的第二年，胡传便把冯顺弟接到上海同住。第三年冬天，生下一个男孩，这便是小胡适；不过那时还不叫“胡适”，而叫“儿”。他是胡传最小的儿子，顺弟惟一亲生的一点骨血。



　　小儿出世后刚满90天，胡传被调往台湾供职。到一八九三年春天，冯顺弟便带着一家子，抱着小儿，去台湾投亲，在胡传做官的台南和台东，度过了将近两年的很快乐的团居生活。那时已年过50岁的胡传，在公务之暇，剪一些红纸方笺，用毛笔端端正正写上楷字，教年仅20的冯顺弟认字。他们两人又一起教刚过两岁的小儿也开始咿哑识字，父亲当教师，母亲既是学生又兼助教。这老夫少妻稚子三口，享受到了人间最神圣的天伦之乐。到离开台湾时，母亲认了近千字，小儿也认了七百多字。



　　幸福是那样短暂，瞬息即逝，悲痛却来得那样突然，沉重。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第二年，胡适母子刚离开台湾，回到绩溪故乡不久，就传来了他父亲胡传病死在厦门的噩耗。这家庭的巨变和不幸，在胡适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最初的记忆：



　　这时候我只有三岁零八个月。我仿佛记得我父亲死信到家时，我母亲正在家中老屋的前堂，她坐在房门口的椅子上。她听见读信人读到我父亲的死信，身子往后一倒，连椅子倒在房门槛上。东边房门口坐的珍伯母也放声大哭起来。一时满屋都是哭声，我只觉得天地都翻覆了!我只仿佛记得这一点凄惨的情状，其余都不记得了。



　　胡适的母亲遭到这般沉重的打击，当时还只有22岁多两个月零17天，虚龄也只23岁!她在人生的途路上还刚刚迈开几步，刚刚尝到一点生活的甜蜜，便青年丧夫，做了寡妇，这是一个中国妇女的最大的不幸!而她又“以少年作后母，周旋诸子诸妇之间”，再加上家业中落，经济困窘，诚如她的儿子所说，“困苦艰难有非外人所能喻者”。



　　她23岁守寡，一直守了23年，受尽了人生的痛苦和折磨。而最大苦痛，莫过于许多亲人的相继死亡。这23年间，仅婆家和娘家，共死去七个亲人：



　　1904年 三子胡洪死。



　　1905年 父冯振爽死。



　　1909年 妹冯玉英死。



　　弟冯诚厚死。



　　1915年 长女胡大菊死。



　　长子胡洪骏死。



　　1917年 长孙胡思明死。



　　年纪轻轻的弟妹儿孙，这样接连死去，不断折磨着冯顺弟的精神和肉体。其中以她弟弟的病和死，情状最为惨苦。中屯流行血吸虫病。她的弟弟诚厚，幼习药业，农忙时回家种田，感染上血吸虫病。玉英妹死后不久，诚厚的病势转重，腹胀不消，又不忍让年老的母亲知道，便到上庄姐姐家来治病。胡适的母亲服侍汤药，夜不解衣。诚厚的病情却不见好转。她恐怕弟弟有个三长两短，老母亲的暮年就更难堪了。听乡间传说割股可以疗病，一天夜里，她便焚香祷告天地，用快刀从自己左臂上割下一块肉来，煎在药里。弟弟吃不下去，她又将肉烤焦，夹在锅巴中，让弟弟吃了。姐姐如此至诚，但和愚昧相结合，自然不可能起死回生。诚厚终于抛下年老的母亲，年轻的妻子，年幼的儿女，撒手而逝，只给人世间又增添一个寡妇，三个孤儿。顺弟怎能不十分悲恸呢!



　　23年的寡居生活，漫长而痛苦，她居然熬过来了!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呢？就因为有她亲生的一点骨血——她惟一的儿子胡适。只因为这点骨血，她含辛茹苦，把全副希望寄托在儿子的渺茫不可知的将来。为了这点骨血的将来，她愿意忍受一切，献出自己的一切，并挣扎着熬过了23年!



　　儿子的将来应该是怎样的呢？她具体不知道，只是希望儿子学他的老子，能走他老子的道路。她常对儿子述说他父亲的种种好处，叮咛说：



　　“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



　　尽管她和丈夫只过了六年三个月零21天，她对胡传的思想事业也不真正了解，但她虔诚地崇拜丈夫，尊敬丈夫，爱她的丈夫，可以说是一个丈夫至上主义者。胡传亲手写的那些红纸方字，她也终生保存着，视为她与丈夫、儿子三人“最神圣的团居生活的记念”。在她的心里，丈夫胡传简直成了一尊崇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而且，她又以虔诚唠叨的述说与叮咛，逐步在儿子的心里也树起了这尊偶像。



　　为了儿子的将来，她管教很严。她没有读过书，却千方百计地履行胡传的遗嘱，送儿子读书。绩溪上庄一带，蒙馆学金很低，每个学生每年一般只送两块银元。先生教起书来自然也不肯尽心，只教学生念死书，背死书，还动辄施以体罚。这样，学生学起来没兴趣，便常常逃学。胡适的母亲却与众不同，舍得在学金上下本钱。据胡适回忆说：



　　我一个人不属于这“两元”的阶级，我母亲渴望我读书，故学金特别优厚，第一年就送了六块钱，以后每年增加，最后一年加到十二元。这样的学金，在家乡要算“打破纪录”的了。



　　因此一着，先生便对胡适另眼相看，特别优待，认真地为他讲书，把一字一句的意思讲得清清楚楚。这使胡适得到莫大的好处。他后来回忆说，他“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正是他的母亲增加学金所得的大恩惠。



　　胡适留学美国那几年，家中经济异常困窘。几个哥哥闹着分了家。胡适的母亲独立撑持门户，一切亲戚庆吊往来，人情南北，负担委实不轻，乃至靠抵当首饰过年，贫窘之状可见一斑。恰巧这时，族中胡守焕因家庭败落，愿将《图书集成》一部大书减价出售。胡适的母亲知道儿子想得到这部书，便借钱买下了。她宁肯自己遭受困窘，却仍处处为儿子设想，真可以算是一位注重智力投资的开明的母亲。



　　然而，在儿子的婚事上，她却很不开明。她很早就为儿子包办订下了终身大事，也许是盼着早日抱孙子罢。



　　到1918年11月，她历尽寡居的艰辛，离开人世的时候，虽然只活了46岁，心里却应该是感到宽慰和满足的了。她的儿子已经学成归国，当了北京大学的教授，而且成了倡导文学革命的知名人物。她感到遗憾的，可能是最后没有来得及抱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