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菲尔普斯
美国游泳选手。创造了个人单届八金、共获十四枚金牌两项奥运会纪录。菲尔普斯最“可怕”之处不是他创造的这两项高不可及的奥运会纪录,而在于二十三岁的他还极有可能将他的金牌纪录扩大到让人无法超越的程度。
2、博尔特
牙买加田径选手。在男子一百米、二百米、四乘一百米决赛中均以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夺冠。正如菲尔普斯的“地球籍”有待“考证”一样,史上最“牛”飞人博尔特的运动极限同样是本届奥运会的一大“悬疑”。
3、梅西
阿根廷足球选手。在球星稀少的奥运足球赛场,效力于巴塞罗那的最年轻“球王”梅西本来就是“奇货可居”。而梅西在北京奥运的出色表现证明,他肯定不会成为第二个“谁或谁”,梅西只会是无法复制的梅西。
4、姚明
中国男篮选手。在以胜负论英雄的奥运赛场,姚明是一个特例。无论中国男篮成绩如何,效力于NBA、拥有巨大商业效应和国际影响力的巨人永远享受“高人一头”的待遇。
5、伊辛巴耶娃
俄罗斯田径选手。以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获得女子撑杆跳高金牌。将世界纪录当成“月历牌”似的频繁更新,伊辛巴耶娃的世界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位二十四次打破世界纪录的俄罗斯“超女”,偏偏还生就一副天使面容和魔鬼身材,让人不得不抱怨上帝的偏心。
曾卓,原名曾庆冠。笔名还有柳红、马莱、阿文、方宁、方萌、林薇等。原籍湖北黄陂,生于湖北武汉。1936年加入武汉市民族解放先锋队,武汉沦陷前夕流亡到重庆继续求学,并开始发表作品。1940年加入全国文协,组织诗垦地社,编辑出版《诗垦地丛刊》。1943年入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学习。1944至1945年从事《诗文学》编辑工作。1947年毕业后回武汉为《大刚报》主编副刊。1950年任教湖北省教育学院和武汉大学中文系,1952年任《长江日报》副社长,当选武汉市文联、文协副主席。
1955年受胡风案牵连,被捕入狱。1957年因病保外就医。1959年下放农村。1961年调任武汉人民艺术剧院编剧。1979年底平反,调回武汉市文联工作。出版的诗集有《门》、《悬崖边的树》、《白色花》(合集)、《老水手的歌》等,其中《老水手的歌》获全国第二届优秀新诗诗集奖。所著散文集有《痛苦与欢乐》、《美的寻求者》、《让火燃着》、《听笛人手记》等,其中《听笛人手记》获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奖。还有诗论集《诗人的两翼》、剧作集《处女的心》等。诗歌真诚朴素,饱含情感,特别是在逆境中坚持创作,如《悬崖边的树》、《有赠》等,沉郁中透露着刚毅,在孤苦中表现积极向上精神。
1939年开始发表作品。已出版诗集《门》、《悬崖边的树》、《老水手的歌》、《曾卓抒情诗选》;散文集《美的寻求者》、《让火燃着》、《听笛人手记》。1994年,出版《曾卓文集》3卷。原担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武汉市文联副主席。现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武汉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2002年4月10日因病逝世,他临终遗言是:“我爱你们,谢谢你们”,“这一切都很好,这一切都很美”,“我没有被打败!”
法国文艺复兴时期,一般说,比欧洲其他国家更晚些。它是在意大利诸国的文化影响下, 直至15世纪中叶才姗姗而来。而且它在文艺上所负的任务也与意大利等国不同,早期的法国文艺主要是力求摆脱哥特式艺术的神秘主义影响,正视为西欧诸国早已觉悟了的现实主义艺术的价值。1494年,法国向意大利多次发动军事远征,给法国带来莫大的利益。法王查理八世以及后来的法朗西斯一世先后为法国的中央集权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由于法国是统一的民族国家,从中世纪市民阶层中形成的新兴资产阶级,还未能达到与封建王朝抗衡的地步。因此法国从15世纪至16世纪初,在文学艺术上所反映的文艺复兴观念中,一个中心思想就是歌颂王权与统一。在艺术上,出现了诸如建筑家比埃尔·勒斯拉(巴黎卢浮宫的庭院与一部分厢房的设计者)、菲·德洛姆、雕塑家让·古戎、日尔曼·彼隆、画家让·富盖、让·克鲁埃与弗朗梭瓦·克鲁埃等名噪一时的大艺术家。
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所反映的宗教改革运动,是一种极不统一的文化意识潮流:有的是代表法国乡村与城市平民的利益来反抗封建教会;有的仅表现了某一地区城市资产阶级与少数显贵的要求;其间还夹杂着反对进步的社会力量。如此复杂的宗教改革,最后不能不遭致失败。天主教却仍保持着其领导地位。究其实,法国的文艺复兴,除了部分地与宗教改革有联系外,很大程度上是确立人的理性价值,它有助于推动古代文化与学识的研究。至16世纪,法国的王宫艺术基本上体现了意大利风格主义的倾向,竭尽装饰之能事。16世纪30年代,法国出现的枫丹白露画派就是这种风格主义在法国的翻版(法王聘请了许多意大利艺术家入法国宫廷,达·芬奇就在法王手下度过了他一生最后的三年)。这里的一幅肖像画《法兰西斯一世》就是这一时期法国最著名的肖像画大师之一让·克鲁埃的一件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