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良的智慧集中地表现在以下两点:
高超的政治智慧。张良少时幸遇黄石公,得以学习《太公兵法》。他成熟、沉稳、机智、多谋。张良的政治智慧有两次展示:一次是谏止复立六国;一次是迎四皓以解太子危。在这两次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张良充分地表现出了他高超的政治智慧。张良的政治智慧表现在:向君主进谏时,能将自己置于一个恰当的位置,既雄辩,又不张扬;既指明利害,又不置君主于尴尬之地。他知己知彼、把握分寸、刚柔相济,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很懂得批评艺术。我们都知道中国人是很看重面子的,尤其是当领导者。如何恰如其分地向领导进言而又不使自己陷于被动境地,这的确是一个值得琢磨的大问题。张良在这一点上有着他高超的智慧,这是他得以保全自己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这几成规律。由于刘邦生性多疑、用人又防人,因此张良也面临着同样的结局。令人庆幸的是,张良是一个清醒的智者。他深知刘邦是一个只可共患难,不能同享福的人。因此不待刘邦动手他就向刘邦请辞:“我家世代是韩国的丞相,韩国灭亡之后,我不惜万贯家财,为向秦国报仇,天下都为之震动。如今我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却成了您的老师,封地万户,位至列侯,对于一个平民,这已经是尽头了。我张良能有今天已经很心满意足了。从今我将抛弃人间俗事,要学那神仙去了。”于是张良得以善终。历史上有多少忠臣贤良因为没能适时功成隐退而惨遭杀戮。急流勇退尽管从理论上讲是有一些消极,但他却是特定条件下保全自我的一个上上策。急流勇退是需要勇气的。它是一个割舍名利和灵魂挣扎的过程。能够急流勇退的人是勇者,更是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