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泛传播
虽然国内禁止公映,但从1981年开始,《原野》已经从另外的渠道伴随着传言在大众中开始传播。“《原野》那会儿成了国产内参片。很多机关开会,休息的时候都放这个电影的录像带。”《原野》的监制马游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凌子感到,此后《原野》的阴影一直笼罩着她。1982年,凌子为潇湘电影制片厂拍摄根据作家韩少功小说改编的电影《风吹唢呐声》,引起夏威夷电影节的关注,对方发函电影局请求寄发拷贝。但电影局未给回应,随后寄出另外一部电影《没有航标的河流》参展。与《原野》相反,凌子的第二部作品得到的待遇是“只准内销,禁止外销”。“这个电影的本子,电影局审了8遍。”凌子说,最后在金鸡奖和百花奖开奖前一周允许上映,“时间这么短,显然不能参加评奖了。 ”
有香港的朋友问凌子:“你又怎么了?”凌子无奈地答,“我什么事都没有啊!”
两部电影之后
《原野》的男主角杨在葆曾在一次碰面中对凌子说,“你已经有了自己的风格,要保持下去,下一部要拍什么,表现什么?”
凌子当时回答,“下一部我要拿大顶。”1985年,凌子果然拿出了一部“拿大顶”的作品《三宝闹深圳》。这是一部北京和香港合拍的闹剧喜剧,夸张的闹剧风格与凌子前两部影片基调大相径庭。
凌子用《三宝闹深圳》这个闹剧挥别影坛,此后不久前往香港居住。
但事情并非就此完结
1987年12月15日,中国新闻社提交了《原野》的送审报告单,再次要求在国内公映这部影片。而导演一栏署名不是凌子,而是江峰。据凌子好友黄嘉明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这是凌子从医时的曾用名。
1988年,身居香港的凌子突然接到一位友人电话,告之《原野》在国内上映的消息。随后凌子接到邀请,回内地领取百花奖最佳故事片的奖项。
“其实我觉得也就是打个补丁。”凌子对于时隔7年解禁公映的解读是,“可能是因为时过境迁了吧。”
凌子是国际儒学联合会普及委员会副主任,倡导儒学的普及工作,大部分时间安静地生活在北京。电影,对她而言似乎已成过眼云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