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曼殊的小说里面有什么佛学思想？

苏曼殊不仅于‘色中悟空’,‘情中求道’,他的整个人生大致是在一种‘率性而为’的自由纯真状态下追求‘无着’、‘无执’、悟入‘真如’的过程,而这种悟入的方式和途径又和历代禅僧迥然有别(比如其以情证道) ,因此,他的种种看来不可理喻的举动更具复杂性,根据其终极价值取向,参照禅门个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传统,以及历来狂僧悟道行为表现,我们不妨将他看作是近现代背景下的一位禅门高士。”这里所指出的“不可理喻的、更具复杂性”的举动即苏曼殊一生中的种种狂怪行为,包括一次次虱身情网,皆可视为他佛教“离相”和修习禅悟中的“诸境”。他一生置身在主体心境中,即便在他自己所说的“冰”与“炭”的煎熬中如何挣扎,在“出世”与“入世”、“方外”与“红尘”之间怎么徘徊,他都试图窥破色相,悟入真如,有时因情欲纠缠而自我谴责;有时极端悲愁而以泪洗面;有时甚至自戕身体而求得心理平衡,但他作为禅僧的最后一道防线始终未破。
综观苏曼殊一生的翻译和创作,我们可以发现,真正让曼殊投入情感和精力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佛教文化,而是“微妙瑰奇”的印度文学。他指出:“文词简丽相俱者,莫若梵文,汉文次之,欧洲番书,瞠乎后矣。”[20]我国古代翻译印度典籍以佛学为中心,与佛教无关的纯文学作品都没有引起翻译家和学者的关注,也一直没有这方面的译文,连介绍性的文字也微乎其微。这一状况首先是由苏曼殊打破的。他终生没有翻译一本经书,却一直在译介印度文学中那些在世界文学史上都堪称“经典”的诗歌和戏剧,介绍印度文学中的优秀作家。1908年,苏曼殊在《民报》第22号上发表了《娑罗海滨遁迹记》; 1909年,他翻译了印度女作家陀露哆(1856—1877)的小诗《乐苑》。他从中外文学比较的角度把印度纯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来,如闻名于世的叙事长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古典诗剧《沙恭达罗》,以及抒情长诗《云使》。这些工作填补了近现代译介史上的诸项空白。由此,我们毫不迟疑地断言:即便主观上苏曼殊多么渴望成为在佛学方面深有造诣的学者或高僧,他终究是以文学家的审美观进入了印度文化空间的。所以,论断苏曼殊是佛门高僧也是不妥当的。

摘自《中州学刊》2006年第6期，作者：黄轶
作者简介：黄轶（1971、11—），女，河南南阳人，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20世纪中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