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袁氏义冢”吧。
建造千圹义冢善行乡里
---- 林勇
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即将来临,今年又恰逢苍南籍慈善家袁廷槐逝世80周年,为此苍南县有关部门正在编印出版《金乡袁氏善行彰显录》,专辑将首次集中披露在我市极具特色的“袁氏千圹义冢”的图文史料。
千圹义冢 慈善壮举
袁氏千圹义冢,位于今苍南县金乡镇南郊的凉亭村与平阳县钱仓镇山麓向阳处两地,为民国时期金乡商人袁廷槐遗命其子所建,用以埋葬明代抗倭将士的骸骨、暴尸野外的难民以及无名枯骨,使其以入土为安。据记载,两处义冢总面积5亩多,合计整整1000圹。修建工程自1937年农历二月动工,同年秋完成。
摄于1940年的苍南县金乡镇南郊凉亭村的袁氏义冢
苍南县金乡镇南郊凉亭村的袁氏义冢大门现貌
因为“泽及枯骨”的义举,当时地方名儒刘绍宽、陈锡琛(筱垞)、夏绍裘(克庵)等分别撰写了《袁廷槐先生墓志铭》及修筑义冢的碑志,书法家杨悌、陈翰、陈敬醒、池志澄等予以书丹。国民政府要员林森、于右任、何应钦、俞飞鹏等人也纷纷题字褒奖。
位于金乡凉亭村的义冢现与金乡城区仅一路之隔,义冢筑有围墙,保存得十分完好,内有男圹243穴,29丈7尺见方;女圹222穴,26丈3尺见方。义冢右前方立有青石碑,碑文为夏绍裘所撰,瑞安著名书法家池志澄书写。在义冢的碑前,至今还可见历年清明时祭扫的痕迹。
而在平阳县钱仓镇山麓的另一处义冢,名曰“漏泽园”,共535圹,直14丈、横15丈,如今则破败不堪,但在野草中,仍存留着陈锡琛撰、陈翰书的《金乡袁氏建筑钱仓义冢记》石碑。苍南县文物馆的有关负责人表示,袁氏义冢,反映了古人为善积德的理念,且有一定的文物价值,拟将其列入保护范围。
摄于1940年的平阳县钱仓镇山麓向阳处袁氏义冢全景图
日前,笔者在金乡镇上找到了袁廷槐的大儿媳欧阳夏莲女士。欧阳夏莲女士虽已年逾80高龄,但耳聪目明,思维清晰,她饶有兴致地讲起了公公当年经商致富及筑义冢的往事。
白手起家 多次行善
袁廷槐(1869—1931),名汝璋,字仲逢,一字廷槐,先祖袁邦宪明时任金乡卫副指挥使,到了其父亲这一代,家道已经中落,靠看风水养家糊口。袁廷槐小时候读过私塾,16岁时到永嘉(今温州市区)某商号当学徒,因“富智略,善心计”,深得老板赏识,视为经商能手。出师后又当了16年伙计,后回乡在金乡北门创办“袁义成”商行。
当时的金乡是浙闽海上交通的重要埠头,福建商船来浙江必先停泊金乡城南海域的海口卸货,然后再将货分销到瑞安、温州、宁波等地。有一年九月,台风登陆金乡,有一艘福建兴化(今莆田市)装载桂圆干的商船,在金乡海口停泊,货物已经开始发霉,货主很焦急。袁廷槐获悉情况后,前去与货主交涉,表示愿意收购全部货物,货主大喜,就低价把货物卖给袁廷槐。
就在这一年,市场上的桂圆干紧俏,袁廷槐对所购的桂圆干进行筛选销售,赚到了一大笔钱,淘到了他生意上的第一桶金。此后他生意越做越大,还将“袁义成”商铺的分号开到鳌江对岸的江南坊额下(今龙港镇方岩下),“南岸地本荒村,因君肆于此,居民遂聚成市”(刘绍宽语)。“袁义成商行”后来还购得近三亩地,建造洋房大楼七间、栈房一幢,广集茶叶及本地大宗山货土产出口,还联络其它商号,开通了闽、沪等地轮船,经营规模辐射杭州、上海、宁波、温州等沿海城市,成为当时平阳(含今苍南)和闽北一带最大规模的商行。
1916年,袁廷槐母亲80大寿,其母提出把做寿的钱用来修路,造福百姓,袁廷槐遵从母命,买来青石板铺路,独资兴建金乡玄坛庙至南门的街道,长二百五十丈,就是现在的金乡卫前大街,使全城百姓摆脱了下雨天泥泞崎岖的行路难,刘绍宽为此撰写了《卫前筑路记》,盛赞袁氏善举厚德。
袁廷槐为其母亲建的“护萱楼”
而在平时,袁廷槐对人常怀一颗善心。1926年,袁廷槐为迎接母亲九十大寿,在卫前大街兴建了一座中西合璧的“护萱楼”。盖护萱楼的过程中,有一个偷木头的故事至今仍在金乡广为流传。由于盖楼需要,袁家买了很多上等的木材堆在院子里。夜间,有人过来偷木头,被袁廷槐发现了。当时他只要一喊“抓贼”,众人跑出来,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小偷抓住。但他考虑到天很黑,如果小偷被惊动,慌忙逃走,稍不留神,木头就会滚下来而将他压伤。于是袁廷槐轻轻地走过去对小偷说:“如果你需要木头,明天白天尽管来背就是,夜里天太黑了。”小偷听了,羞惭地离开。
遗命修冢 惊动朝野
1930年,62岁的袁廷槐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就把三个儿子袁秉根、袁秉均、袁秉伦叫过来,吩咐他们在他死后一定要办好两件事情:
一件是修“义冢”。金乡是明时抗倭的主战场之一,境内有着初建于明初洪武年间的金乡卫城,由信国公汤和亲临监建,是中国东南沿海的抗倭名城,袁廷槐先祖袁邦宪就任过明代金乡卫副指挥使。当年无数爱国将士拼死杀敌,为国捐躯,葬于当地。但掩埋先烈遗体的坟墓,历经数百年的风雨冲蚀后,大多已经破败不堪。修义冢就是要把金乡城郊明代抗倭将士暴露在外的遗骨重新集中安葬。
另一件是修“布施坟”,将当时社会上孤苦人家无力安葬的遗体以及路边无人认领的尸骨等进行集中安葬。为了保障这修义冢的费用,袁廷槐出巨资在鳌江镇上设立“义生”分号,提取利息所得,作为修坟专项资金。他还特别嘱咐三个儿子,他死后先停尸不葬,要等儿子将义冢修好后,再将他下葬。
1931年,袁廷槐去世后,袁家又遭变故,家道败落,全家过起了清贫生活。但袁秉根、袁秉均、袁秉伦没有忘记父命,1937年春,他们首先在金乡凉亭村修义冢465圹,将散落在荒郊野外的抗倭将士尸骨重新安葬;同年秋,他们又到钱仓山麓购置土地3亩有余,修筑了“漏泽园”布施坟,用以埋葬暴尸野外的穷人,完成了父亲的遗愿。
规模达到上千圹的义冢,感动了地方名流,惊动了政府。刘绍宽在其撰写的袁廷槐墓志铭里,把袁廷槐的才识比作善经商、有德行的“陶朱公”范蠡,并称“最服其才识,谓其不致儒业,侧身士林,固为识时俊杰。即习商而使生长都会,亦可修计然之术,名显一世。乃僻处下邑,挟其积居之才,特知名瓯闽间,以赀雄乡里,岂非其才之未竟所用?”并铭之曰:“海通以来重商战,役物规时征贵贱。智取术驭心计工,日出不穷惟机变。术虽应变道则常,入侍庭闱心眷恋。门内孝友称怡怡,惠及枯骨四乡遍。从来仁智难兼擅,为荡为愚皆错偭。君才肆应德不暇,薄敦懦立世可劝。……”
当时平阳县长徐用闻知袁氏的义举,为之题辞“潜德众光”,将袁廷槐事迹上报省里,时任浙江省长的祝绍周相继题联“公墓表前徽,泽及枯骨;孝心承先志,望重名山”,并将袁氏兄弟的事迹呈报中央,加上袁廷槐弟子陈子玉在上海经商时大力宣扬,导致了当时国民政府要员纷纷题词赞誉,如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词“好善可嘉”,监察院长于右任题词“仗义轻财”,此外,当时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何应钦、交通部长俞飞鹏等分别有“作善降祥”、“望重乡闾”题词。
如今每当清明时节,袁家后代子孙总是不忘祖训,由长辈牵头,每家凑份子,修理金乡的“义冢”和钱仓的“布施坟”。在采访时,袁廷槐之孙袁法加还特别提到,钱仓的“布施坟”由于离家远,目前已经年久失修,当地有人在墓区里种上了杨梅等果树。袁家有意修墓,却因此遇到阻力,希望有关方面给予支持。
他是抗倭将士后裔,去世之前嘱咐儿子——
建造千圹义冢善行乡里
夏绍裘撰、池志徵书的《金乡袁氏公墓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