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河的创作背景

一九三四年，沈从文第一次回到十多年前离别的家乡湘西，这一经历直接导致了《湘行散记》的诞生；回到北平后续写完成了返乡前已经动笔的《边城》，“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 。这两部作品成为沈从文湘西题材作品的典范，代表了他成熟的风格和个性特征。
但是，这次返乡经历却使他真切意识到，《边城》的世界已经无法“对应”二十年来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湘西现实世界，他在凤凰老家给妻子的信里说：“这里一切使我感慨之至。一切皆变了，一切皆不同了，真是使我这出门过久的人很难过的事！” 虽然《边城》仍然按照原来的计划写出，写成了“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却也以悲剧性的结局埋下了他的悲哀和伤感；而且，使他“很难过的事”未能写出，这就为他以后对家乡的书写留下了延展的空间。
对这一点，他当时就产生了明确的想法，所以在《〈边城〉题记》里，预告似地说：“我并不即此而止，还预备给他们一种对照的机会，将在另外一个作品里，来提到二十年来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来的朴质，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以后，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新东西。他们受横征暴敛以及鸦片烟的毒害，变成了如何穷困与懒惰！我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作朴素的叙述。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
《长河》最初的酝酿，应该就在此一时期。作品却一直没有写出来。
抗战全面爆发后，南下途中，沈从文又一次返乡，在大哥沈云麓沅陵的新家“芸庐”住了几个月，直到一九三八年四月启程去昆明。这一特殊时期短暂的家乡生活，促生了散文集《湘西》和小说《长河》。
《长河》是到昆明两个多月后开始写的。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沈从文给还滞留在北平的妻子张兆和写信，告诉说：“我已寄望舒文章十页，下期航信还可寄十页。”这文章，指的就是《长河》。戴望舒时任香港《星岛日报·星座》副刊主编，《长河》从八月七日起在该副刊连载，至十一月十九日，共六十七次，未完。信里，沈从文向妻子谈起这部刚刚开头的作品，“我用的是辰河地方作故事背景，写橘园，以及附属于橘园生活的村民，如何活；如何活不下去，如何变；如何变成另外一种人。预备写六万字。” 隔了一天，三十日又写一信，一开头就说：“已夜十一点，我写了《长河》五个页子，写一个乡村秋天的种种。仿佛有各色的树叶落在桌上纸上，有秋天阳光射在纸上。夜已沉静，然而并不沉静。雨很大，打在瓦上和院中竹子上。电闪极白，接着是一个比一个强的炸雷声，在左边右边，各处响着。房子微微震动着。稍微有点疲倦，有点冷，有点原始的恐怖。我想起数千年前人住在洞穴里，睡在洞中一隅听雷声轰响所引起的情绪。同时也想起现代人在另外一种人为的巨雷响声中所引起的情绪。我觉得很感动。唉，人生。这洪大声音，令人对历史感到悲哀，因为它正在重造历史。”
正是在“现代”的雷声轰响中，带着对变动中的历史的悲哀，沈从文再次书写乡土，书写一个不同于《边城》的“现实”的湘西世界。
刚落笔的时候，《长河》只是一个中篇的构思，可是写作的过程中发现这个篇幅容纳不了变动时代的历史含量，就打算写成多卷本的长篇。中间隔了一长段时间之后，到一九四二年四月，动手补充修改《长河》第一卷，在五月在给沈云麓的信里说，“《长河》已十三万字，不久可付印。”“《长河》有三十万字，用吕家坪作背景。”（“三十万字”指的是预计全部完成后的字数）“最近在改《长河》，一连两个礼拜，身心都如崩溃，但一想想，该作品将与一百万或更多读者对面，就不敢不谨慎其事了。” 到九月八日，又报告说，“上卷约十四万字，不久或可出版。”
事实是，桂林明日社正准备出版《长河》第一卷，没料到十四万字书稿被扣，经重庆、桂林两度审查，各有删削，却仍然不能出版。原因是，“从目下检审制度的原则来衡量它时，作品的忠实，便不免多触忌讳，转容易成为无益之业了。因此作品最先在香港发表，即被删节了一部分，致前后始终不一致。原先重写分章发表时，又有部分篇章不能刊载。到预备在桂林印行送审时，且被检查处认为思想不妥，全部扣留，幸得朋友为辗转交涉，径送重庆复审，重加删节，方能发还付印。” 这是一九四三年写的《题记》里面的话，“付印”仍然只是设想。一直到一九四五年一月，昆明文聚社终于出版了这部小说，因此前屡遭删节，出版时只剩十一万字。第六章《大帮船拢码头》的中间，竟印了一行“（被中央宣传部删去一大段）”的字样。《沈从文全集》即据文聚社单行本编入，另外增加了新发现的《〈长河〉自注》。
黄永玉在沈从文去世后曾经非常感慨地谈到《长河》：“写《长河》的时候，从文表叔是四十岁上下年纪吧！为什么浅尝辄止了呢？它该是《战争与和平》那么厚的一部东西的啊！照湘西人本份的看法，这是一本最像湘西人的书，可惜太短。”“写《长河》之后一定出了特别的事，令这位很难集中的人分了心，不能不说是一种损失。真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