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名人读书的故事

林纾（shu)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他是福州人，清末举人。

林纾小时候家里很穷，却爱书如命，买不起书，就只好向别人借来自己抄，按约定的时间归还。他曾在墙上画了一具棺材，旁边写着“读书则生，不则入棺”，把这八个字作为座右铭来鼓励、鞭策自己。这句名言的意思是他活着就要读书，如果不读书，还不如死去。他常常是起五更睡半夜地摘抄、苦读。他每天晚上坐在母亲做针线的清油灯前捧着书孜孜不倦地苦读，一定要读完一卷书才肯睡。由于家穷，加上读书的劳累，他18岁时，患了肺病，连续十年经常咳血，但他卧在病床上还坚持刻苦攻读。到22岁时，他已读了古书2000多卷，30岁时，他读的书已达1万多卷了。

他曾经说：“用功学习虽是苦事，但如同四更起早，冒着黑夜向前走，会越走越光明；好游玩虽是乐事，却如同傍晚出门，趁黄昏走，会越走越黑暗。”

他不懂外文，但由于他的文学功底深厚，竟采用世人很少见的翻译书的方式：先后由十多个懂外文的人口述，他作笔译，将英、美、法、俄、日等十几个国家的1700余部名著翻译成中文，开创了中国翻译外国文学著作的先例，影响很大。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就是他与别人合作翻译的第一部外国长篇小说。康有为把林纾与严复并列为当时最杰出的翻译家，称赞说“译才并世数严林”。毛主席的读书的故事：几十年来，毛主席一直很忙，可他总是挤出时间，哪怕是分分秒秒，也要用来看书学习。他的中南海故居，简直是书天书地，卧室的书架上，办公桌、饭桌、茶几上，到处都是书，床上除一个人躺卧的位置外，也全都被书占领了。

为了读书，毛主席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都用上了。在游泳下水之前活动身体的几分钟里，有时还要看上几句名人的诗词。游泳上来后，顾不上休息，就又捧起了书本。连上厕所的几分钟时间，他也从不白白地浪费掉。一部重刻宋代淳熙本《昭明文选》和其他一些书刊，就是利用这时间，今天看一点，明天看一点，断断续续看完的。

毛主席外出开会或视察工作，常常一带向箱子书。途中列车震荡颠簸，他全然不顾，总是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按着书页，阅读不辍。到了外地，同在北京一样，床上、办公桌上、茶几上、饭桌上都摆放着书，一有空闲就看起来。

毛主席晚年虽重病在身，仍不废阅读。他重读了解放前出版的从延安带到北京的一套精装《鲁迅全集》及其他许多书刊。

有一次，毛主席发烧到39度多，医生不准他看书。他难过地说，我一辈子爱读书，现在你们不让我看书，叫我躺在这里，整天就是吃饭、睡觉，你们知道我是多么地难受啊!工作人员不得已，只好把拿走的书又放在他身边，他这才高兴地笑了。
列宁的读书故事：
他读起书来，对周围的一切就理会不到了。有一次，他的几个姐妹恶作剧，用6把椅子在他身后搭了一个不稳定的三角塔，只要列宁一动，塔就会倾倒。然而，正专心读书的列宁毫未察觉，纹丝不动。直到半小时后，他读完了预定要读的一章书，才抬起头来，木塔轰然倒塌……

这个故事说明，要想把书读透、记牢，必须高度集中注意力。古人早就说过：“读书有三到：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看不仔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浪诵读，决不能记，记亦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有不到者乎？”

钱钟书的读书故事

钱钟书，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江苏无锡人。学者、作家、诗人。出生于书香门第。以周岁抓“周”抓到书而取名“钟书”。过嗣伯父后由其开蒙读书。七八岁时，已能囫囵吞枣地阅读家藏的或书摊上租来的“正经”和“不正经”的小说。14岁时，曾借读到大批通俗文学杂志如《小说世界》、《红玫瑰》、《紫罗兰》等，乃恣情浏览。

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后，喜博览中西图书。上课时从不做笔记，但常一面听讲，一面阅读与课程无关之书。后留学英法。回国后先后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等校教授。50年代初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典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平生淡泊，独钟情于书，人谓“书痴”。“只要有书可读，别无营求”（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而读书完全出于喜好，“似馋嘴老贪吃美食：食肠很大，不择精粗，甜咸杂进”。尤喜读“极俗的书”，而精微深奥的哲学、美学、文艺理论等高头讲章，则像“小儿吃零食那样吃了又吃，厚厚地一本本渐次吃完”。亦喜读诗歌。至于厚重的大字典、辞典、百科全书等工具书，他“不仅挨着字母逐条细读，见了新版本，还不嫌其烦地把新条目增补在旧书上”。读书同时则兼作笔记。从其自题诗句：“书癖钻窝蜂未出，诗情绕树鹊难安”、“晨书暝写细评论，诗律伤严敢市恩”等句可见其读写之情。著有《管锥编》、《谈艺录》和《围城》等。其中前两种学术著作仅引征书籍就多达4000多种。而《围城》则倾倒一时读书之人，在40年代初版后，有“交谈不说《围城》记，纵读诗书也枉然”之说。另著有小说集《写在人生边上》，学术著作《七缀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