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马

《二马》是老舍创作的长篇小说，首次发表于1929年5月至12月的《小说月报》，首次出版于1931年[3]。

该小说讲述了二马爷俩儿和温都母女之间啼笑皆非的爱情故事，揭示了旧时代中国人的丑陋习性和陈腐观念，讽刺了英国社会的种族歧视和文化偏见，同时在开阔的文化视野中肯定和赞赏了英国国民的现代国民意识和国家观念[2]。
西北二马实力如何？称霸86年无人敢惹，为《二马》描述的是北京的市民绅士老马携儿子马威到伦敦继承家族产业，从而陷入了一场感情、家庭伦理、人际交流的危机之中。老马爱上了房东温都太太，但因为种族的差异和歧视难以结合；马威爱上了温都太太的女儿玛力，但玛力姑娘根本瞧不上他；老马不懂也看不上李子荣的经营，引发了一系列冲突：马威在李子荣引导下改革经营，又与父亲的“礼数”、道德等相悖；马氏父子与温都太太一家、伊牧师一家的交往中的各种纠结等等。一切都不能尽如人意，但一切又都得进行下去。最后老马“没法子，只好去睡觉。在梦里向故去的妻子哭了一场。”马威则踯躅惨淡的伦敦街头，不知出路何在

1924年夏，老舍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汉语教师。当时正是中国社会价值变革，新思潮不断冲击的时期。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东西方文化的论战波及到几乎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实际上，这场论战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对西方文化的隔膜，而争辩双方对中西文化的价值判断和取舍，也都有些过于简单。作为一个与时代主流不甚合拍的作家，老舍虽然也受到这场论战的影响，但他通过文化批判的视野，对西方文明、对西方文化入侵所促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都持相当谨慎的态度。他不赞成对传统采取激烈反对的态度，但又对传统文化中的落后部分有清醒的认识[4] 。

当老舍以弱国子民的身份处于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社会环境中，他获得的不仅仅是更为宽广的文化视野，还有强烈而深刻的文化震惊与民族屈辱感，而他对自己所处的西方民族的强大与先进，更有真实窘迫的体察。可他把对西方文化的感同身受及在西方文化氛围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融汇在了小说中，创作了《二马》

老马（马则仁）

在中国文化内部，马则仁的思想观念代表了中国文化中最保守、最落后、最顽固的层面。马则仁认可的生存方式是“做官”，马则仁先生是一点不含糊的“老”民族里的一个“老分子”。“他到英国来，真像个摸不清的梦：作买卖他不懂；不但不懂，而且向来看不起作买卖的人。发财大道是做官；作买卖，拿着血汗挣钱，没出息！不高明！俗气！马则仁到英国来继承了哥哥的遗产，但他不仅缺乏行商经验，没有能力经营古玩店，甚至他连这样的追求也没有。到了伦敦，他“一点目的没有，一点计划没有，还叼着烟袋在书房坐着”，甚至还想着自己的儿子马威将来回去做官，他依赖哥哥经商赚来的钱生存却瞧最看重的是“面子”，表面上，极为讲究面子，尤其在儿子和伙计面前，骨子里却是令人可鄙的奴性。马则仁在儿子面前要摆老子的架子，在伙计面前要摆老板的架子，缺乏挣钱能力却极会花钱维持面子。李子荣出于好心，想辞了工为老马父子省下点工钱，马则仁认为李子荣是在以辞工为借口，要挟他涨工钱。李子荣向他解释不是为了涨工钱，他反而恼羞成怒，要马上把李子荣赶走。李子荣要求给他两个礼拜的限，绝不肯马上走，马则仁认为，人家赶你，你都不走，“这小子够多么不要脸！”而且认为自己也不能再见李子荣了，因为面子已经弄破了。他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把李子荣的好心误认为不给他面子。在英国人面前，他的态度恰好相反，不仅处处去迎合英国人的民族偏见，甚至还要夸大。比如英国人问他有几个妻子，他说五六个，因为英国人都相信中国人都有好几个妻子，他这样回答就是为了讨英国人的欢心；英国派兵侵略中国，还问马则仁，英国兵要老在中国是不是中国人的福气造化？他则规规矩矩地说：“欢迎英国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