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后传公版书

《三国志后传》全称为《新刻续编三国志后传》，十卷一百四十回，是明代酉阳野史编次的一部历史演义小说，成书于明万历年间。


全书所写，以刘曜事为主，其见解正和作《三国志平话》者相同。自“刘蜀降英雄避难”起，至“陶侃兴兵讨苏峻”止，谓刘曜为北地王谌幼子，刘渊实梁王刘理之子，本名璩，后改刘渊，张苞妾所生子张宾，关兴之子关防、关谨，赵云之孙赵紧、赵染，并佐刘成功。
书前引言似为作者酉阳野史的自序，谓因感于蜀汉衰微，辅以关、张、葛、赵诸人，亦不能恢复汉业，致为司马氏所并，故记其后裔以泄愤一时，取快千载。晋充为明思宗崇祯时人，那么《三国志后传》的创作时间当更在前。历史演义是小说而非史书，演义的编撰者可以“因文生事”，根据自己的创作意图将历史所提供的素材加以取舍、捏合乃至改作和虚构。作者是出于对蜀汉英雄“出师未捷身先死”，不能恢复汉业的感慨，出于满足“尊刘贬曹”倾向鲜明的广大读者“泄愤一时，取快千载”的普遍心理需要，编撰了这部《三国志后传》的。而吻合所处时代小说读者的普遍心理和情趣，投其所好，这在商品气味颇浓的明代通俗小说创作中，是多数作者所不敢忽视的。


就小说的整体内容来看，作者虽“欲显耀奇忠，非借刘汉则不能以显扬后世”，但并非一味地“尊刘贬司马”。对出逃北地、立志复国时的刘渊，作者是大加褒扬的；而对称王后沉湎酒色的刘渊，荒淫骄暴的刘聪好战贪杀而少谋的刘曜，作者不乏微词。如小说的第一百二十七回，写刘曜讨伐叛将陈安，先张榜晓谕百姓：“附会反逆者，各赦无罪”，及至擒斩陈安后，“就查附会陈安上劝造反称王者，共诛三千七百余人”，“自是陇中之人惧其残酷，皆多相率奔至赤亭长姚戈境中而去，伏其征役”。小说还借陇中百姓之口说：“陈将军虽然屡行反叛，其实爱民恤物，何曾有害于乡，流毒于百姓？今归刘赵，军兵恃势掳掠，反不安，无如陈将军远矣。”表示对这种言而无信、残害百姓的行径的愤慨。同样，作者抨击了晋惠帝的昏庸无能，晋室诸王的自相残杀，又赞扬了晋元帝广揽贤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很显然，作者虽借刘汉灭晋以满足读者心理上的需要，但在具体的描写中，却是以儒家的政治观念去评价历史事件。
大体上前虚后实的《三国志后传》，走的是英雄传奇与历史演义相杂的创作路子。小说的前部，不受史实的拘缚，描写刘渊等英雄人物的聚散离合，语言也较通俗，颇有英雄传奇类小说的特色，而且可以见出受到《水浒传》的影响。如小说第八回“关防孔苌相结纳”，写关防等人在酒店因见桃豹打人而与之相斗，最终又相结纳一段，读之便令人想起《水浒传》第三十五回“石将军村店寄书”一节。小说的后部，以敷演西晋及东晋历史事件为主，语言也较接近文言，显然又回归到历史演义的创作路子上来。由于作者才力有限，既未能像《水浒传》那样塑造出“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数，各有身份，一毫不差，半些不混”的人物形象，也未能像《三国演义》那样敷演出结构宏伟、曲折有致的情节场面。全书的大半，特别是小说后半，只是正史材料的联缀和演绎。故其艺术成就与《三国演义》相差甚远。


《三国志后传》在艺术上虽然较平庸，但也并非一无是处，书中有些篇章写得也相当出色，特别是第十回“齐万年镇川打虎”一节，写人、虎相搏十分精彩。
现存主要版本有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序刊本，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日本村口书店；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序本再刊本，藏上海图书馆。1985年台湾天一出版社“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影印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序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序本再刊本，1994年岳麓书社“续四大古典小说”排印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序本再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