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上山下乡密档丨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事 |新中国历史故事

知青上山下乡是中国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运动（1956年到1978年），也是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事。

“上山下乡”一词最早见于195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文件中，这是第一次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概念，这也成了知青上山下乡开始的标志。而真正意义上的上山下乡始于1955年，为了缓解城市就业压力，这年的8月9日，北京青年杨华、李秉衡等人向共青团北京市委提出到边疆区垦荒，11月份获得北京市团委的批准与鼓励，随后引起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垦荒的热潮。

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则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毛主席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68年12月，毛主席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从此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

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1978年底，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决定在今后若干年内，还要继续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据统计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农村边疆的知青约有数十万人。

同时，在这个历史背景下也产生了很多非常棒的文学作品，姜戎的长篇小说《狼图腾》，就是以自己在内蒙古插队时的见闻写成的，还有史铁生的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王小波的中篇小说《黄金时代》，都是以此背景创作出来的。

在50和60年代前期的回乡、下乡知识青年中间，涌现出了一批先进人物，如：山东的徐建春、河北的吕玉兰、北京的黄天祥、黎雁、储战书、张立群、舒学煾、陈启彬、杨华、庞淑英、李连成、李秉衡、张生，天津的赵耘、杜俊起，吉林的吕根泽、吕向阳、栗心河，天津的邢燕子、侯隽、王培珍、戴秀稳，江西的宋喜明，江苏的董加耕、徐锡祖，广州的陈嘉鲢，安徽的张韧，陕西的韩志刚，眼科名医高新民、自学成才的医学博士孙立哲、拒绝诱惑的广州知青林超强、决心当农民的西安知青戈卫、郑州知青薛喜梅、北京知青蔡立坚、天津知青周作龙、天津知青孙双喜和朱金毅、抚顺的吴献忠、上海的朱克家、天津保护羊群牺牲的张勇、重庆知的土工程师王光照等等。

1963年，北京市有248名应届中学毕业生到北大荒去，其中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就有31人。其中，包括朱德委员长的孙女朱玉珍，白龙飞将军的儿子白强；到河南黄泛区农场的有 万里的儿子万伯翱，还有郭沫若的儿子郭士英；到井岗山插队的有 张以诚将军的儿子张修锋，独臂将军 左齐将军的儿子张乐华，赖春风将军的儿子赖文润，甘祖昌将军的儿子甘锦荣，国家副主席董必武的儿子董良翮，毛主席的儿子毛岸青、毛岸英，大女儿李敏，小女儿李讷。

在知识分子中，也纷纷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积极送子女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其中，最早下乡的有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陈锡祺的儿子陈嘉鲲。在北京知识分子的子女中，最早下乡的知青典型，是北大著名教授侯仁之的儿子侯方兴。

在下乡知青中，涌现了一大批无私奉献的典型。北京知识青年方瑜、曲折、张平妮、张革、汪桂兰，上海的杨永青、陈雪琴，鹤岗的高崇辉，赤脚医生毛颖、孙筱荣，一心为公的徐时轮，乐于助人的袁月堂，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建、侄子周秉和等等！

那下面就由主播雲上人带您一起揭开那个年代，知青上山下乡的所有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