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交易 ,谍影， 谎言， 真相

每个秋季学期的星期一和星期三下午，我都要给耶鲁大学的几百名本科生讲授冷战的历史。我在讲课时，不得不提醒自己：这些学生都不记得我所叙述的事件。对于我的学生而言，我所提到的那些人物，斯大林和杜鲁门，甚至是里根和戈尔巴乔夫，都像拿破仑、恺撒和亚历山大大帝一样那么遥远。比如，当柏林墙被推倒时，2005届绝大多数学生还只有五岁。他们知道，冷战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因为他们曾经被告知冷战是如何影响他们的家庭的。他们中间有些人——但绝不是所有的人——知道，如果在冷战的几个关键时刻，政策决定是以不同的方式做出的话，他们可能不会来到这个世界上。但是，我的学生在选修我的课时，对于冷战是如何开始的，冷战的目的是什么，冷战为什么是以那样的方式结束等此类问题，一无所知。对于我的学生而言，冷战就是历史，就像古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历史一样。


但是，当我的学生在学习了那场主导20世纪后半叶的大对抗以后，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都对冷战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不少人对冷战中的对抗表示震惊。有些学生在听了古巴导弹危机的课后，是浑身颤抖着离开教室的。“妈呀！”他们惊呼（有的同学还用了更粗俗的词汇）。“我真不知道人类会离自我毁灭如此得近！”他们会异口同声地说：“太不可思议了。”对于这些在冷战以后的年代长大的年轻人来说，冷战既遥远又危险。他们会问：既然我们现在知道苏联是一个虚弱的、虚张声势的和昙花一现的国家，但是为什么在冷战中人们会那么害怕这样一个国家？他们自己思考并问我：我们是如何从冷战中生存下来的？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既是为了回答学生们的上述问题，也是回应学生们常问我的一个具体问题，这个问题没有那么深奥。他们注意到，我过去写过好几本有关冷战史的书，我还经常指定他们读其中一本，那本书用了近300页的篇幅分析冷战，但也只讨论到1962年的事件为止。有的学生客气地问我：“你能不能用少一点的篇幅讨论更长的冷战年代？”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问题。我的出版代理人安德鲁·惠利是个很有说服力的人，他也和我的学生有同样的想法。他建议我写一本简明扼要、面面俱到、通俗易懂的冷战史。


这个建议也是以婉转的方式告诉我：我以前写的几本有关冷战史的书，没能做到简明扼要、面面俱到、通俗易懂。我的太太也认为写一本简明的冷战史是一个好主意。对于我来说，学生的建议，我的代理人的建议，我太太的建议，都很重要，我应该写一本简明的冷战史。


因此，《冷战》这本书主要是为新一代读者写的，冷战对他们来说绝不是“目前的事件”。我也希望那些经历过冷战的读者会发现这本书有用，因为马克思［我指的是格鲁科·马克思（Groucho Marx），不是卡尔·马克思］曾说过：“除了狗以外，书是人类最好的朋友；而在狗肚子内，太黑，没法看书。”当冷战还在进行时，人们很难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冷战已经结束，苏联、东欧和中国的档案已经开始开放，我们现在对冷战知道得更多了；事实上，我们现在对冷战的历史知道的那么多，以至于很容易被我们所掌握的知识淹没。这也是促使我写这本冷战简史的另一个原因。如何看待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大量有关冷战的新事实？我想用已故的耶鲁同事罗宾·温克斯（Robin Winks）常讲的一句名言作为我的写作指南，这句名言是：“意义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