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果战争：失败的利维坦与被遗忘的非洲大战

刚果民主共和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国土面积和西欧相当，有六千万人口。几十年来，这里以丰富的地貌闻名，有储量巨大的钴矿、铜矿和钻石矿，同样著名的还有独裁者蒙博托·塞塞·塞科（Mobutu Sese Seko）穷奢极欲的个人生活，但它并不因暴力和堕落而知名。


之后，1996年，一场冲突爆发了，总共有超过五百万人丧生。


刚果战争得和我们这个时代中几场重大的人类灾难放在一起：两次世界大战、卢旺达和柬埔寨的种族灭绝屠杀。然而，尽管这场战争规模巨大，却没有在世界其他地区引起持续的关注。它造成的死亡人数庞大到了荒谬的地步，几乎失去了意义。在外界看来，似乎没有什么首要的叙事或者意识形态可以解释这场战争，没有简单的部落冲突或者意识形态革命可供新闻抓住做文章。在柬埔寨，有残暴的红色高棉；在卢旺达，人们可以给实施种族灭绝的胡图族武装扣上邪恶的帽子。而在刚果，这些角色很难找到对应的人。这里没有希特勒或墨索里尼。它是一场普通人的战争，许多参战人员都是无名之辈，他们战斗的原因很复杂，没法用一两句话说清——对国际媒体而言就更是头疼了。你如何报道一场至少有二十个不同的叛军集团和来自九个国家的军队参与，却似乎连明确的原因或者目的都没有的混战？你怎么给“四百万”——其中绝大多数遇难者死得并不轰动，他们是病死的，没有出现在电视上的镜头里——这样的数字安上一张脸谱？


关于这场战争的概念十分混乱，不可能简单地给它下定义，众多叙述相互交织，千头万绪。《纽约时报》是为数不多的对这场战争进行广泛报道的美国媒体之一，但在报道达尔富尔（Darfur）冲突时，它使用的篇幅是2006年报道刚果战争时的四倍，而因战争死亡的刚果人是达尔富尔的近十倍。[1]就连为人道主义危机努力奔走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一开始也用刚果的混乱作为借口来为关于它的报道数量偏少辩解——由于它意识形态色彩不强，因此不是那么邪恶。他这样写道：


达尔富尔是一场种族灭绝，而刚果是一场战争和贫穷的悲剧……武装分子们互相残杀，但这里的情况并非是政府里的某个族群利用它的军队屠杀其他的族群。这是达尔富尔发生的事：苏丹首都喀土穆（Khartoum）的阿拉伯政府把阿拉伯人武装起来屠杀当地的非洲黑人部落。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一根道德准绳，这根准绳为人类遭受苦难的程度所左右。我承认刚果经历的苦难要更深重。但我们的道德准绳也受人性的恶所左右，而这种恶在达尔富尔要更严重。没有比种族灭绝更加严重的罪行，这就是苏丹的特殊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