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变与万变：葛剑雄说国史

内容简介：
“万变”之长河，“不变”之中国。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讲述中国历史的血脉精神，在兴衰、传承与变迁中，寻找中国历史的源与流。
如果我们把古代中国比作一个像人体一样精密庞大的协作系统，那么土地就是它的骨架，人就是它的血肉，而朝堂、政治就是它的神经中枢。漫长的中国历史就是在它们互相影响、互相磨合的过程中延续和发展，生生不息，成就了我们的中国。
古代中国究竟有多少人？
在中国古代不同的历史时期，到底有过多少人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是相当困难的，特别是要地回答。因为古代的人口已经成为过去，我们不能像这样再做一次人口普查或做一次人口调查。所以，如果古代当时没有做过人口调查，或者做了而没有留下记录，我们只能根据已有的史料做出一些估计。有人曾经在历史书上翻到说大禹的时候有多少人，周朝的时候有多少人，还到个位数，那我告诉大家，这个数字是完全不可靠的，显然是后人编造的。
大禹的时候这个人口数是怎么来的？要调查。当时有这样的条件吗？而且更主要的是，一直到周朝实行分封制的阶段，统治者是没有必要花那么大的精力，去调查统计有多少人的。因为一个个的诸侯国，大国下面的小国，每个国它都是自己在管理，只要按照规定纳贡，贡上来多少东西或者多少人就行了，所以没有必要去调查它们下面具体有多少人。所以包括《周礼》里面讲的“登人”——调查人的制度，大部分都是后人的一种设想，并没有真正实行过。既然当时就没有调查过，我们要地说出大禹时候有多少人，周朝时有多少人，那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些数字大家完全不要去相信。
到了战国后期，因为有些大的诸侯国已经开始设立郡县了，诸侯要知道这些郡县里有多少人，所以已经有一个叫“上计”的制度，每年或者是每三年，当地的地方官就跟诸侯报告这个地方有多少，这样应该讲就有一些局部的数据了。
我们知道，要调查人口本身要花费很多的人力物力，调查人口的目的是什么呢？
无非三种，一种就是征兵。征兵的话就要知道有多少男性人口，当兵有一定年龄限制，因此不仅要调查男性的人数，还要调查年龄。还有一种是服劳役，也需要调查有多少人，也有年龄限制，太小了不行，太老了也不行，就有调查人口和岁数的必要。因为服兵役、服劳役的对象基本上是男性，所以女性就没有必要调查。再一种是纳税，就是要调查该纳税的人口。如果女性也要纳税，那么女性人口也有调查的必要了。
所以从秦朝开始就要进行全国性的调查，因为普遍实行劳役、兵役制度。汉朝还实行人头税制度，每个人都要交纳“口赋”（口钱），那么不但男性，女性也要被调查了。秦朝统一以后，实行中央集权的制度，朝廷直接统治下面的郡、县，已经有条件通过各个县调查人口，然后各个县把数字汇总起来报到郡，郡再报到朝廷。个全国性的数字，就是秦始皇的时候形成的。到刘邦攻占咸阳的时候，萧何专门接管了秦朝留下的档案，其中就包括全国的数，一个郡、一个县有多少都查得到。
为什么讲，不直接讲人口？因为当时调查的指标主要是户，劳役、兵役一般就是以户为单位征集的。一户里面有多少口，并不等于我们讲的人口，每一个人都要调查到，它的重点显然是跟征兵、跟赋役、跟纳税有关的那些人。譬如老人、小孩，就不一定都调查，或者都要求调查准确。
以后每一个朝代都有这样的户籍，可惜有些数据早就不存在了。所以我们现在要讲历朝历代有多少人口，只能根据还保存着的这些的数字来推算、估计。
有几个阶段，数是比较接近实际人口数的。
比如西汉时，国家既有劳役、兵役，又征收人头税。因为征人头税的对象是七岁以上的男女人口，为了保证不漏征，对这些人口都要认真调查。汉武帝时把起征年龄提前到三岁，调查对象几乎覆盖全部人口了。所以西汉期间的数与实际人口数非常接近。
要了解中国历史上某一阶段的人口数据，还有一个条件，这个阶段的行政效率要比较高。如果行政效率不高，很多调查进行不了，或者地方敷衍塞责，甚至在数字上胡编乱造，即使调查的范围包括全部人口，结果也不可靠。西汉时期的行政效率总的来说还是比较高的，符合这个条件。又如明朝初年，朱元璋曾经出动，到地方上去查，规定了严格的奖惩措施，而且做了详细的登记，以后又规定每十年要编修一次户籍。特别是在他在位时期的这一两次调查，规定非常仔细，他实行严刑峻法，官员们都不敢怠惰，更不敢违法。有这样高的行政效率，这一阶段调查的数基本上覆盖了全部人口。但在朱元璋以后就做不到了。
另外一个条件是这些数据被保留下来了。像秦朝的户籍数字只留下个别县的，用处有限，更无法了解全貌。非常幸运的是，西汉末年的数字，全国总数、郡级单位的户数及口数，还有个别县级单位的数字都被保留下来了。
数比较接近实际人口数的另一个阶段就是清朝。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康熙皇帝宣布实行一项政策——“盛世添丁，永不加赋”，就是说现在到了太平盛世，朝廷对此后新增加的人口，只统计数字，永远不增加赋税。本来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隐瞒、少报人口的目的大多是为了少交赋税。现在赋税与新增人口脱钩了，还有必要隐瞒吗？当然，官员、百姓不会马上相信这样的政策，特别是会怀疑政策能不能落实，所以还会或多或少地隐瞒，但毕竟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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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复旦大学教授，中央文史馆馆员，尤精于历史地理、人口史等领域。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著有《西汉人口地理》《中国人口发展史》《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黄河与中华文明》等，主编有《中国人口史》《中国移民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