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本来是余斌教授为中外名人传记写的,对象是中小学生,因此写的浅显易懂,没有复杂的学术讨论,评价也很中肯,努力做到深入人物内心去探索周作人复杂的内心,挣扎、苦闷,苦中作乐的精神。轴左然在兵荒马乱的时代,黑白颠倒的时代,经历了很多不该也不能是一个读书人所能左右的事,很无奈,也是历史文化人的悲哀。
周作人学识的渊博,是许多人都佩服的。晚年历数平生所学,他概而要之,列出了十几项,包括希腊神话、外国小说、神话学、文化人类学、生物学、性心理学、儿童文学、医学史与妖术史、乡土研究与民间艺术、日本文学与文化……虽然谦称为“杂学”,其实不无自矜。
他并非浅尝辄止,最明显的是日本文学与文化,许多人(包括日本著名学者)都认为,周作人对日本文化之精通,对日本文学之谙晓,中国学者中,几不做第二人想。但他留日多年,却未接受过这方面的专业训练,所得盖出于自己读书。以专业的眼光看,周作人样样皆通,样样不精哪怕所知甚深,也不是专业意义上的精通。
现代的大学体制强调专业化,相形之下,周作人的自学方式,未免有前现代的味道。而且进入北大这样的最高学府之后,他反倒变本加厉了。与他同在民报社听章太炎授《说文解字》的钱玄同、朱希祖诸人,皆以文字音韵之学为安身立命之地,刘半农奋起直追,到法国拿了个博士,也有了自己的根据地,周作人则直到最后,并无自己的地盘。他进北大,最初是教外国文学,国内最早的《欧洲文学史》就是他编写的,然而为时不久他就让贤了。某次徐祖正请他代课,周因为自己的英文发音不灵,竟上了一堂英文课而英文一字不讲,书让学生念,他口头翻译,又提问题让学生讲,他修正补充。这能不能让学生心服就未可知了。生物系不可能请他去开生物课,人类学则像吴文藻那样的才是正途,他著有《新文学的源流》一书,将新文学上溯至晚明的公安、竟陵,书中内容就是他在辅仁大学的授课,但研究晚明文学的人,肯定不会算他是一家之言。
另一方面,周作人虽著作等身,其中却没有一本,可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专著。鲁迅不是学界中人,可他写《中国小说史略》是地道的学术专著的路数。像鲁迅整理校勘嵇康、唐宋传奇那样向被认为学者硬功夫的学问,周作人也从未做过。
我们不好替周作人打包票,说他这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因为无从判断。他所仰慕的,乃是古希腊的“爱智者”热爱智慧的人,他的全部“杂学”全部“常识”都是通向“爱智”的一个部分。如此说来,他之所谓“帮闲”、“打杂”,也是“求仁得仁”吧?
当然你也可以问:“爱智”是什么专业?
本文选自余斌著《东麟西爪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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