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东渔鼓珍珠塔下集

《珍珠塔》亦名《九松亭》，是苏州弹词传统书目中一部历史悠久的骨子书，已风行了二百余年，素有“唱不坍的《珍珠塔》”之誉。该书说者甚众，全盛时江、浙、沪有多达一百多档艺人同时在弹唱该书，影响甚大。关于《珍珠塔》故事的来历，有说源于明代御史陈王道家史。陈王道，字孟甫，明嘉靖五年（1526年）出生于吴江同里镇，曾任南京道监御史。陈的续弦方氏，同里九里湖南小厢村人，生一女名翠娥，自幼许配方家，并以珍珠塔作陪嫁。陈御史五十寿诞，大摆寿宴。方家姑爷前往庆贺，见正门外人来车往，寿礼接踵，门前道路壅塞，即令下人挑礼担由边门备弄进府。岂料见者误认为陈妻方氏轻视乡间至亲内侄，拒由正门迎进。风言风语逐渐传开，后被弹词艺人编成《珍珠塔》一书，讥讽势利姑母。又据文人范烟桥（同里人氏）笔记小说《茶烟歇》中记载，上世纪初有人在整理陈氏旧物中发现嫁女妆奁帐簿一册，首页即记录有“珍珠宝塔一座”。弹词中的御史府、九松亭、白云庵等地点场所，亦在同里，至今遗迹尚存。说书艺人为避谤毁之嫌而将故事地点搬到了离同里千里之遥的襄阳、南阳、开封等地。《珍珠塔》故事在江南一带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襄阳、河南知者甚少，也被视作旁证。当然，《珍珠塔》来历的“同里说”毕竟有穿凿附会的嫌疑，可信度很有限。书中多次提及方卿祖父“赫赫河南方相国”之方从哲，历史上确有其人，《明史》有传。此人是明万历末至天启初朝政激烈动荡时期的重要人物（《珍珠塔》一书将故事发生时间恰巧定在此际），明神宗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为相，历光宗（泰昌，在位仅29天）朝，至熹宗（天启）即位（1620年）后告老还乡。曾因“红丸”、“移宫”二案受到政敌打击, 熹宗保之。崇祯元年（1628年）病故。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在明军与努尔哈赤关键的萨尔浒之战时，身为内阁首辅的方从哲频发红旗催战，主帅杨镐仓促出兵，终致明军大败。《明史》认为：“明之亡，神宗实基之而从哲其罪首也。” 方从哲为相七年，历史对他的评价是颇低的。他祖上是德清人，隶籍锦衣卫，生于万历年间的他是不可能有个生于嘉靖年间的女婿陈王道的。《珍珠塔》是苏州弹词史上影响很大的一部书，它以反势利为主旨，这一点无论是在作品产生的时代还是流行的时代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因《珍珠塔》的演变过程甚为复杂，较为浓重的功名利禄思想不断渗透到了这部作品中。据考证，作为说唱文学，《珍珠塔》最迟在清中叶已产生。现存最早刊本是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刊刻的由山阴周殊士作序的《孝义真迹珍珠塔全传》（简称乾隆周殊士本或周本）。该刊本共有六卷二十四回，流传颇广，不断被翻印刊刻，世称“通行本”。从回目、内容来看，它直接影响了日后成就一大批《珍珠塔》弹唱名家的马春帆、马如飞本。该刊本序中有语：“《珍珠塔》传奇一部，弹唱久矣。”这说明在周本之前已有原始的《珍珠塔》唱本（即俗本）在民间流行。周殊士叙称，俗本《珍珠塔》没按“事实”写，而且内容残缺不全，故而对其重新改订和增补。但增补并非由周一人完成，而是先得到云间（即松江）方元音（方卿后裔）的原稿十八回，后再由周增订六回而成全本。周殊士认为“旧刻《珠塔》喷饭有余，劝世不足”，并且“传之非其真”，因此在书中加入了不少忠、孝、礼、义说教以劝世，并竭力为陈翠娥赠塔的越礼行为进行粉饰辩白，直接影响了其后马如飞本所宣称的“赠塔非关儿女情，乃是代母周全尽孝心”观点。周殊士认为原来的旧刻俗本“情节欠佳”，如七级浮图，只造其三，而方元音的十八回稿“亦多挂漏之处”，因此周将“凡挂漏之处补缀靡遗”。据赵景深在《弹词考证》一书中考据推定，周殊士所增编的六回应为第五回“遭遇跌雪”、第六回“逢救登舟”的末段、第十回“大盗无心当劫珍”、第十一回“忆夫君多情哭塔”、第十二回“托婢女久病离魂”，第十五回“庵堂真巧合”的一小部分，即劫塔、当塔、哭塔等一系列情节。另有嘉庆十四年(1809年)吟余阁刊本《珍珠塔》，题俞正峰编次。依书后跋有“姑苏俞正峰语妙天下”一句推断，俞正峰可能是嘉庆年间弹唱此书苏州弹词艺人。嘉庆俞正峰本全书有二十回。与乾隆周殊士本及今本相比，并无劫塔、当塔、哭塔等事，方卿冻饿雪地被毕云显救去后即以珍珠塔作为与毕家联烟的信物，一座珍珠塔贯串陈、毕两女与方卿的婚姻；有毕琴途中嫖妓但无毕假冒方卿的一系列情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并无陈廉九松亭许婚一节，方卿与小姐是在“园会”中赠塔私订终身，最后在方卿高中后才得与小姐“说亲”团圆的。从内容上推断，嘉庆俞正峰本的出现当在乾隆周殊士本之前，俞本很可能即是周本所非议的俗本之一。还有道光二年(1822)苏州经义堂刊本，署名周士珠、陆士珍编评，俗称周陆本。该本篇幅多至五十四回，其内容与俞本相近。书中亦无邱六桥劫塔等事，但有了陈廉九松亭许婚情节，使方卿与陈翠娥花园私会的“越礼”行为，因为有了父命的追认而符合封建礼制。新增的“闺怨”、“试婿”等回目也大大加强了对功名利禄观念的渲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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