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美国CIA骇人听闻的“精神控制实验”内幕【下】

        朱莉的父亲查尔斯在接受实验后受到各种疾病折磨，包括心脏病、中风、血栓和高血压等。而朱莉的母亲为了养活一家人，不得不工作到去世那一天。
         在这期间，朱莉从加拿大政府那里收到的补偿只有10万美元，而照顾父亲需要的花费已超过200万美元。朱莉说，自己的家庭虽不是千万富翁，但原本还算宽裕。就在查尔斯去世后，她的母亲被诊断出晚期癌症。母亲撒手人寰后，朱莉家的钱已经所剩无几。
    “10万美元有什么用？”朱莉质问道。她说，曾有一个美国中情局临时负责人在得知事情经过时，坚持要求中情局找到所有受害者并给予适当赔偿，并两次强调去做这件事。“但显然，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他们从不费心去看那些行为对普通家庭造成的伤害”。
         种种痛苦的经历让朱莉走上维权之路。2017年，朱莉和一群被加拿大政府和美国中情局MK-ULTRA计划迫害的人成立“幸存者联盟”来反对政府虐待。据朱莉估计，加入该组织的家庭至少超过500个，“我相信还有更多人没有统计进去”。目前他们正在起诉参与该实验的美国政府、加拿大政府、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及麦吉尔健康中心、加拿大皇家维多利亚医院。
         作为这起诉讼的主要原告，朱莉认为集体诉讼对包括加拿大政府和美国政府在内的被告所施加的压力，会比个人诉讼更大。朱莉表示，她相信受害者的实力和人数，他们所聘请的律师团队曾赢得加拿大历史上最大的和解案。不过朱莉认为，他们的律师团队在接手这个案件时，并没有意识到中央情报局、医院和麦吉尔大学之间的关系，以及所涉及的内容。
         朱莉在起诉过程中也遇到不少困难。首先来自加拿大政府，特鲁多总理上任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隐私法案，导致所有人都无法查询任何信息，也无法起诉政府。因此，当人们试图找到医疗记录时，事情变得非常困难，因为政府能找到成千上万种方法“劝退”他们。
         朱莉他们也曾去麦吉尔大学做研究，并借此发现了很多信息。但只要他们提及诉讼，麦吉尔大学就把一切藏起来了。“我猜这是他们保护自己的方式。”朱莉表示，自己甚至不知道这样的隐藏是否合法，但无论如何，它都让事情变得非常困难。但她认为，一旦打开缺口，就需要做个了结，搞清楚这些人到底对你的母亲、父亲做了什么。朱莉说，至少他们还能获得这些信息，但对于一点信息都没有的其他受害者，维权之路会更加困难。
      同为受害者的鲁胡拉在结束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希望建立一个专门的机构维护他们的权益。鲁胡拉不仅仅希望能通过纪念日的形式让世界铭记受害者在MK-ULTRA计划中受过的苦难，还希望能够做更多的事情，让全世界的人关注到他们。鲁胡拉说，这对受害者康复很重要。鲁胡拉希望在种族隔离制度之后，成立一个专门的“和解委员会”。她认为，无论是MK-ULTRA计划，还是对美国原住民的种族灭绝，都需要“有承认、有道歉、有赔偿，有真正的和解”。

         加拿大精神病学医生科林·罗斯认为，尽管可能无法阻止中央情报局实施类似计划，但应该制定类似于《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国际协议，并建立国际机制来对该协议的履行进行监督。他说：“不过这只是理论上的，我认为在现实中这不太可能”。科林·罗斯医生写过一本书，名为《CIA的医生们：美国精神病学家侵犯人权的行为》。他表示，美国的人均囚犯数量比其他国家都多，在美国最高安全级别的监狱中，仍可能进行精神控制实验，“有记录表明，在加州瓦尔卡维的一所监狱中，有针对囚犯的精神控制实验，美国中情局文件中对此有记录”。

         俄罗斯作家、情报机构史专家科尔帕基迪对本报记者说： “现在虽然我们不知道美国是否还在进行类似于MK-ULTRA的实验，但我们知道美国有秘密监狱，而那里的囚犯在遭受折磨。我认为，再过10到20年，美国总统可能会为现在发生的事情‘道歉’。”

值得注意的是，《首席毒师》一书披露，MK-ULTRA计划是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进行的秘密项目之一。科尔帕基迪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俄罗斯，很多专家都在讨论新冠病毒起源于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可能性，“我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这种猜想，但我认为，大家要看一看哪个国家在世界各地都有实验室，且做的实验比其他国家都多。

         2010年，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以及国务卿希拉里向危地马拉总统道歉，原因是媒体爆出60多年前，美国曾对大约700名危地马拉囚犯和精神病患者进行实验。科尔帕基迪对本报记者说，“如果多年后美国人再次‘道歉’，我不会对此感到惊讶。只是如果以前他们是向数百名或者更多受害者道歉，那么未来，他们将不得不向整个人类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