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6课+*************************

一、课程原文 

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

南欧社会跟中国一样，也是高度依赖家族实现安身立命，这一点让孙挺非常吃惊。另外，他也对某些趋势觉得奇怪。他从《时代》杂志了解到，1960年时，美国18岁以上的成年人中，有27%过着单身生活（包括从未结婚、丧偶和离婚的），73%是结婚的，但到2008年，47%的成年人是单身，也就是未婚人数接近一半！以前，20几岁的青年人中，已结婚的占三分之二，现在还不到四分之一。更让孙挺不能理解的是，2017年5月美国最高法院判定：同性婚姻在全美国合法，任何州都不可以禁止。2007年时有59%的美国人支持同性婚姻，到2017年支持率上升到72%！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美国人对结婚的兴趣越来越淡，同时也让同性婚姻合法化？随着金融市场和其它规避风险手段的深化发展，人类婚姻最终会是解体还是转型？没有婚姻的世界是我们想要的吗？

婚姻的起源

以前谈到，人类一开始，面对的生存风险太大，单个人几乎没法活下去，必须通过跟其他人跨期互助、跨期分摊风险才能幸存。原始社会的部落公有制把大家不分你我捆绑在一起，没有男女婚姻这种约定关系，也是为了资源共享、共担风险，但是，那样带来太多“大锅饭”“搭便车”。在人类逐步放弃狩猎游牧、进入定居农耕之后，家庭和私有制开始出现，到那时候，物质供给的稳定度增加，基于血缘的家族就成为跨期分摊风险的最主要依赖。

可是，仅仅依赖血缘还不够，毕竟，家族保障体系的核心是“养子防老”，后代子女是关键，越多越好，而且，子女必须是血缘靠得住的“亲骨肉”！所以，需要排他性的婚姻制度。尤其重要的是妻子不仅必须能生育，还必须确保妻子的纯粹贞洁，所谓“不孝有三，无子为大”、“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也就是说，在传统的“养子防老”社会里，婚姻的第一要务是为了生子，而且是排他性的生育权利。夫妻性生活也只为生育，情欲享受是奢侈。婚姻也只能在异性男女之间。

当然，一个家族的成员再多、人丁再旺也难以解决所有的风险挑战，因此，婚姻是将两个甚至多个家族连成尽可能庞大的跨期避险体系的最主要手段，我们以前讲的“包办婚姻”就不足为奇。

过去多年里我教博士研究生的《金融理论》课，经常出的一个考题是：在人类早期，为什么“婚姻”只能是一个很粗的跨期契约？由于早期还没有发明文字，这个契约没法正式签署，但是没关系，婚姻包含的权利和义务是由社会文化与风俗习惯决定的，当事人只要口头承诺就行。比如，天主教社会里，正式婚礼时的经典誓词是这样：“我‘张哥’接受你‘李妹’，作为我合法妻子。拥有并持有，从这天开始，是好是坏，是富是穷，是健康是疾病，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

这些婚姻誓词等同一份无条件的契约，保证

“

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不管天晴下雨，我们都不分离”，海誓山盟，将两人不分条件紧紧合二为一，而不是像现代合伙企业契约那样，把各种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都一一列出，并写清楚在每种情况下企业的责任和利益该如何分配，以防留下任何含糊，给未来带来争吵。在原来的条件下，婚约粗糙不细应该是最优的选择，甚至是伟大创举，因为一方面，如果以前的婚约把什么情况下两人保持婚姻、什么情况下离婚以及如何分财产等，都写得详尽清晰，那会使双方心存怀疑，跨期承诺就不再牢靠；另一方面，早期的契约技术和司法体系都不发达，细致契约在过去无法执行。所以，粗糙婚约，加上婚姻不可逆，反倒给人类带来难得的跨期承诺安全。

但是，从这些分析中，你看到，过去的婚姻无疑首先是为了利益，甚至只是为了生存所需的利益，一是为了“养子防老”，一是为了保证两人以及两家将来可靠地“有富共享、有难共担”，以至于多数社会的经典婚词，读起来都像金融契约。

那么，到今天有什么不一样？有哪些变化呢？

正如我们在这门课程里详细谈到的，今天，我们可以选择金融产品、政府福利、宗教团体去实现跨期保险，家庭与家族保险只是四类避险方式之一，这样，我们不仅不需要“养子防老”，而且婚姻也不是实现安身立命的唯一选择。换句话说，风险保障、经济利益功能正在从传统的婚姻与家庭中剥离，交由市场和政府去实现，这就解放婚姻，让婚姻的内涵发生转型，从原来侧重经济利益，转变到侧重感情，到未来，只有爱情才有婚姻。

为什么让同性婚姻合法？

看到这些，你肯定要问，这些转变为什么促成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当然，我本人也许太保守，只认同异性婚姻。但是，从金融的逻辑看，同性婚姻的合法化趋势会难以避免，除美国之外，其它国家也在往此方向发展。

在没有金融、也没有政府福利的传统社会里，家族是最核心的风险保障体系，而子女又是具体的“生老病死”保障工具，所以，生子育女是关键的关键。既然生子育女是家庭的第一要务，建立家庭的婚姻当然必须是男人和女人之间，不能是同性之间。

同理，一旦金融市场与政府福利取代了家族的风险保障功能，生育就不再是婚姻的必须内容，因此，婚姻就不必限定在异性之间。也正因为这一逻辑，越来越多的年青夫妻选择不生子女，也有许多异性恋、同性恋伴侣只是同居，不寻求结婚，或者一辈子单身。

正如以前在电视访谈中看到的，一位成功的上海女士说，“以前要丈夫，一是为了有收入保障，但我的收入比老公高；二是为了有未来风险保障，但我有金融保险和投资；三是为了有人干体力活，搬煤搬东西什么的，但现在什么都可以网上下单、送货上门；四是为了稳定的性生活、生孩子，现在还非要通过结婚才有吗？” 她当然偏激，但在这番挑战面前，婚姻还有没有生存空间？

可是，由于历史原因，围绕婚姻的法律与经济制度至今还是为异性婚姻而设，婚姻还是包括大量具体的经济和非经济权利。根据纽约大学社会学系Conley教授的介绍，美国“政府统计局”(GovernmentAccounting Office)在2005年对“婚姻权利”做了统计，也就是算一算，只要两人一结婚，双方对彼此和相对于政府所拥有的合法权利大概有多少，比如，财产分享与继承权、收入分享权、同居权、排他性生育权、共享医疗保险权、代理权；如果你是非美国公民，结婚后的签证权、移民权、以及你父母等亲属的移民权；如果你是斯坦福大学教授，你妻子就有斯坦福的图书馆、医疗、听课、体育馆等各种资源的使用权。政府统计局发现，结婚会带来1000多种权利！

所以，在美国，婚姻权利数量巨大！这进一步说明，虽然原来的婚约、结婚证书本身是那么简单，可能就几句话，但细算之后发现，实际包含的婚姻权利会让你大吃一惊！今天，在中国、美国等国家，法律逐渐允许你通过婚前协议，把这1000项或几百项权利分别勾画出来，做另外的处理，而不是都笼统地包括在你们的婚姻之中。随着契约与司法技术的演进，这种对婚姻内含的个性化重定也是人类婚姻的新趋势。

当然，正因为这1000多种婚姻权利，同性婚姻支持者就说，为什么只有异性婚姻才能享受到这些权利并得到法律保护，而同性恋人就不能也通过婚姻得到这些呢？他们的逻辑在于，既然异性恋人和同性恋人都一样地遵照法律交税、都尽到公民义务，他们从政府得到的公共服务和福利保障也应该相同，不能因为性偏好的不同而各异，否则有失公平正义。也就是说，过去，

“婚姻”因为跨期风险保障的需要而发展、定性，现在，虽然“异性婚姻”的内含已经发生变化，但是，由于历史遗留的“婚姻利益”太多，就不得不给同性恋一组源于异性婚姻的“婚姻权利”，以至于许多传统人士对此耿耿于怀。

今天的要点： 

1、在没有金融、没有政府福利的传统社会里，婚姻的第一要务是生子育女，是为跨期风险保障提供毫无悬念的信任基础。所以，过去的人们对不结婚就生子、性生活不为生子、婚后不生子、或者结婚后离婚，都无法容忍。

2、金融解放了婚姻。金融市场发达的社会里，跨期风险保障不再靠子女和家族。于是，人们不结婚、不生子，也可以安排好未来的“生老病死”经济风险，而结婚不一定必须是异性之间。婚姻的内含已经改变。

3、从这门课，你学到，金融的核心是解决跨期价值交换、跨期资源配置。在金融市场发展之前，人类发明了家庭、家族和宗教，去解决跨期保障挑战，后来再推出福利国家。每种解决方式带来不同的伦理道德和生活方式，人类婚姻也跟随着演变。

二、思考题 

按照这次讲的逻辑思考下去，人类的婚姻最后会变成什么形式、什么内容呢？到最后，人的安全感会提升，还是像许多人担心的那样会下降呢？

三、完更祝福

最后，这是我的金融课最后一讲。

感谢你一直听下来，跟我们共同学习和分享。金融被误解很多或者就被片面理解。从这门一年的课程里，你了解到，不仅各类金融市场有它们自身的内在逻辑和实用功能，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期货期权市场、借贷市场、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公募私募基金，等等，这些对个人和企业都有不同的使用价值以及不同的使用策略。

这一年你学到、学会了很多，而且，你也了解到，金融其实不只是术，并且也是道，有了金融的视角特别是风险视角，你就能更好地理解历史、解读文化的来龙去脉，让你对自己、对人生、对人的社会有更深更具体的认识，这样，你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财，也能更充实地生活。

祝你事业成功、生活幸福！

四、课后加餐

量化历史研究的过去与未来

小编按：这是一篇学术性极强的长文，原文发表于《清史研究》2016年第4期，曾刊于陈志武老师个人公众号陈志武论谈（微信号Chenzhiwult），有一定的删改。虽然阅读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但这篇文章全面回顾了我们一年的课程，对我们深化理解金融在人类文明中的作用、理解陈志武老师一直以来的学术追求有着积极作用。

近六十年来量化历史研究拓展并加深了我们对历史的认知，使历史研究向科学靠近。不管哪个领域，科学研究的基本流程应该保持一致：

首先，提出问题和假说；第二，根据提出的问题和假说去找数据，或者通过设计实验产生数据；第三，做统计分析、检验假说的真伪，包括选择合适的统计分析方法识别因果关系、做因果推断，避免把虚假的相关性看成因果关系；第四，根据分析检验的结果做出解释，如果是证伪了原假说，那原假说为什么错了？如果验证了当初的假说，又是为什么？这里挖掘清楚“因”导致“果”的实际传导机制甚为重要；第五步就是写报告文章。

传统历史研究在第二至第四步上做的不够完整。所以，量化方法不是要取代传统历史研究，而是对后者的补充。本文通过一些现有成果说明，量化史学不只是“用数据说话”，而是通过统计分析，既可令人信服地证明或证伪现有假说，也可以从历史现象中发现全新的认知。

1. 引言

按照经济史学者诺斯的追溯（Douglas North，1977），用量化方法研究经济史问题大致起源于1957年，当时几位学者尝试研究美国黑奴历史的经济逻辑。随后，量化方法也用到了其它历史研究领域，包括诺斯对欧洲政治制度史（North Thomas，1973）、西波拉对西方的教育史与宗教史的研究（Cipolla，1969）。到1960-70年代，量化史学变得流行，这股风潮后来有所消退。但是，1990年代中期后，新一轮量化历史研究热潮再度崛起，引人注目。就以国际五大量化历史数据库为例（Integrated Public Microdata Series, BALSA Population Database, Historical Sample of the Netherlands, Scandinavian Economic Demographic Database, Utah Population Database），2006—2010 年间，新发表的学术论文中运用这些数据库的就达2360余篇（梁晨、董浩、李中清，2015）。

催生新一轮量化历史研究的经典作品主要来自经济学领域。而且，在如何利用大数据论证历史假说方面，经济史学者做了许多方法论上的创新，改变了以往社会学家、人口学家只注重历史数据描述性分析、相关性分析的传统，将历史研究进一步往科学化的方向推进。期间，三组不同团队起了关键作用：在哈佛和芝加哥大学的La Porta, Lopez-de-Silanes, Shleifer, Vishny（惯称“LLSV”）（La Porta, Lopez-de-Silanes, Shleifer, Vishny，1998,1997），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的AJR（Acemoglu, Johnson, Robinson，2001），以及继诺斯与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和德弗利斯的《工业革命与勤劳革命》（De Vries，1994）等著作之后，于2000年出版《大分流》的彭慕兰（Pomeranz，2000），虽然该著作本身在量化方法方面停留在简单描述性数据层面，没有做更深层的计量分析，但它引发了众多学者对“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西方而非中国或伊斯兰国家”的研究兴趣，大量学术著作因此产生，而且这些著作几乎没有例外地都基于某种程度的量化方法。

今天，计算机和互联网已相当普及，不仅许多历史资料的数据库化变得可能，而且使这些历史数据库的跨地区、跨国共享成为可能。在互联网上有数不清的各国历史资料库可以免费得到，用起来方便，成本也低。这是以前的历史学者做梦也想不到的。

今天“大数据”是个时髦话题，可是，很多人没有看到历史资料是真正的大数据。比如，仅清代刑科题本档案就有近60万本，平均每本大约30页手稿，加在一起就是1800万页资料。更不用说其它明清及民国期间留下的奏折、公文、实录、文书、契约、方志等史料，加在一起至少有数亿页。如果举一极端例子，正如哈佛大学包弼德(Peter Bol)所说，仅2013年那一年，世界上的网站数量超过5亿、共480亿网页，相当于6720亿GB的信息量，是所有美国图书馆藏书总和的50万倍！将来研究今天世界史或中国史的学者会如何作为呢？

首先要看到，采用细读个案的传统历史方法，不仅会让我们偏重树木而忽视森林，而且，在历史资料规模超过一定水平时，这种方法很难行得通。海量历史资料带来两个现象：一是近代史比远古史更难研究，因为明清资料太多而古代资料很少。传统方法强调细读一手史料，远古资料少，使其相对可行，近代史海量资料反倒使其不好研究，只有靠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才能改变这种奇怪局面；另一现象是由于传统方法强调个案细节、不强调大样本，但历史上的社会现象又错综复杂，研究者很多时候都能根据需要挑选到“合意”的历史案例。所以，在不同学者根据需要去找合意个案的习惯下，得出的结论当然各异。于是，就有了“历史被任意打扮”的嫌疑。我们需要改变这些现象，这就要靠大样本量化方法。

2. 量化历史研究方法

量化历史方法不是要取代传统历史研究方法，而是对后者的一种补充，是把科学研究方法的全过程带入历史领域。整理考证史料、注重文献是历史学研究的传统，量化史学同样注重对历史文献的考证、确认，这一点没有区别。如果原始史料整理出了问题，不管采用什么研究方法，由此推出的结论都难言可信。两者差别在于量化方法会强调在史料的基础上尽可能寻找其中的数据，或者即使没有明显的数据也可以努力去量化。

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领域，科学研究方法的基本流程是一样的（King、Keohane、Verba，1994）。其中，第一步是提出问题和假说；第二步是根据提出的研究问题和假说去找数据，或者通过设计实验产生数据；第三步是做统计分析、检验假说的真伪，包括选择合适的统计分析方法识别因果关系、做因果推断，避免把虚假的相关性看成因果关系；第四，根据分析检验的结果做出解释，如果是证伪了原假说，那原假说为什么错了？如果验证了当初的假说，又是为什么？这里挖掘清楚“因”导致“果”的实际传导机制甚为重要。为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既可通过统计方法认证逻辑传导机制，也可通过简单数学模型验证传导机制的逻辑一致性；第五步就是写报告或者文章，把科学过程研究出的结果报告出来。

传统的历史研究范式基本停留在上述科学方法的第一和第二步，也就是要么先提出问题或假说，觉得“历史应该是这样”，然后去找历史个案或少数几个案例，只要假说与这些个案相符，就认为假说对历史的解释是成立的。或者，先通过对历史个案的透彻研究，学者得出关于历史现象中因果关系的假说或猜想，认为历史中就是这样由这个“因”导致那个“果”的，然后研究就到此结束。

——但是，从上面讲到的科学研究流程看，这显然只是研究过程中的一步或两步，不是全部过程。史料整理是建立历史数据库的基础，在没有经过大样本检验之前，这些假说和猜想还仅仅是假说，不一定真的成立。

量化研究是在传统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把科学方法中的第二步（收集大样本数据）做好、做完，并且把第三、第四步也做完。只有这样得到的对历史现象背后的“历史规律”，才让人能接受，才能避免“以偏概全”。

所以，量化历史方法是对传统方法的补充，而不是取代。量化历史研究也不只是简单的“用数据说话”。数据是量化研究的基础，但这只是其中一个环节，同样重要的是要根据历史大数据对我们感兴趣的猜想进行统计检验，看这个猜想是否能得到大样本的支持，

3. 历史研究能够量化吗？

在历届量化历史讲习班和年会及其它交流中，一个经常听到的问题是：历史能够量化吗？初看，这问得有道理，因为许多历史现象和因素确实难以量化，即使是今天，有许多事物，包括情感等因素都难以量化。但是，难以量化不等于都不能量化，尤其不等于要放弃想象力、放弃创新的努力。只要努力创新，很多因素还是能够量化的，尽管有时候并不一定那么完美。

以香港科技大学龚启圣和山东大学马驰骋最近的一份研究为例，他们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测度儒家文化的影响并评估其实际贡献（Kung、Ma，2014）。我们都说儒家文化过去两千多年对中国社会贡献巨大，是中华文化的基础。但如何证明儒家文化的积极作用？其发挥作用的方式或者说机理到底是什么呢？那么，基于儒家名分等级秩序所实现的资源分配结构、收入分配体系，要求个人特别是女性牺牲这么多、代价这么大，带来的贡献是什么？贡献有多少？学术领域鲜有对这些问题的量化答案，原因当然是文化很难量化。

龚启圣、马驰骋尝试用间接代理指标来量化“儒家文化影响的强弱”。他们使用各县文庙或孔庙数量测度儒家文化的影响强弱：孔庙越多，儒家在当地的影响就越强。此外，自汉代开始政府实施旌表节烈妇女的制度，但直到宋代以前，妇女守节、殉节的现象有但并不普遍，再嫁、改嫁行为也还经常发生。宋代理学家程颐、朱熹按照“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思路，强调寡妇再嫁就是失节。朱元璋1368 年创立明朝后，即颁布诏书：“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免除本家差役。”（郭松义，2001）1723 年清廷规定将旌表标准缩短至守节十五年，其后又分别于1824 和1871年进一步缩至十年和六年。正因为守节是儒家“养子防老”体系的价值延伸，一个县的列女数量也大致能反映当地人对儒家文化看重、遵守的程度。就这样，他们找到了量化儒家文化的两个代理变量。

龚启圣、马驰骋研究的目标是清代1644-1910年间山东107个县的农民暴动情况，看儒家文化是否会显著降低各地遭遇灾荒冲击时农民暴动的冲动。通过检索《清实录》等资料，他们发现，清期间山东南部各县农民暴动最频、次数最多，其次是青岛周边山东东北角的这些县；而孔庙数量的分布则倒过来：中部各县孔庙数量最多，以南部和北部县为最少。在排除各种其它因素的影响之后（包括每个县的收入水平、起初发达程度、教育水平、社会流动性等），受儒家文化影响越深的县（即孔庙数量或列女数量越多），即使遭遇灾荒冲击（通过粮价高低测度灾荒严重度），其在清代农民暴动的频率也更低，尤其以南部县域孔庙少、暴动频，而中部县域则反之。

而之所以有这样显著的结果，机理在于：儒家文化影响深的地区，家族宗族网络越强，在面对灾荒冲击时宗族内部互通互助的程度就越高，亦即隐性互相保险的程度就越强；这就减少灾荒迫使农民走投无路、求助于暴力的必要性。在缺乏保险市场等金融产品的社会里，儒家文化就是这样促使社会稳定、减少暴力冲突的。

或许我们可以对他们的量化研究提出质疑或者提出改进建议，但是，他们的创意价值显而易见，不仅增加了我们对清朝历史的理解，而且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儒家文化以及其它文化的新方法，深化对文化影响社会、影响生活的机理的认知，不再泛泛而谈。

量化历史方法不仅仅是“用数据说话”，而是提供一个系统研究手段，让我们能同时把多个假说放在同一个统计回归分析里，看哪个解释变量、哪个假说最后能胜出。相比之下，如果只是基于定性讨论，这些不同假说可能听起来都有道理，无法否定哪一个，使历史认知难以进步。

4. 量化史学带来新认知

有一个流行的说法，“量化历史研究只能对已有的假说做认证，但出不了新东西”，从前述Acemoglu、Johnson、Robinson的研究（参见29.3课后加餐）中，我们已经看到这类质疑站不住脚。笔者用自己近几年的一些合作研究说明这一点。

在学界甚至社会中，对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论著很多，也有大量中西文化对比的论著，但是这些论著基本停留在对中西文化经典的对比、定性讨论上，没有落实到具体的量化指标上。各文明的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因为它们汇集了人类真善美的理想愿景，反应了各版本的“仁义理智信”，所以，如果只是停留在基于价值观的定性判断上，的确难以有令人信服的比较结论。于是，就有了文化多元论的说法，“不同文化各有各的好”。

但是，一个文化体系的优劣、一个社会文明还是不文明，最好是依据量化业绩指标来评估。比如哪个文明体系下的人均收入、城市化水平最高或增长最快，那个文明体系就最优。

可是，除了物质收入、货币化收入之外，人类关注的还有“安全感”、“幸福感”这些未必跟物质收入100%相关的发展维度。比如，社会是充满野蛮暴力、缺乏安全感，还是平和、安定？这些维度可以落实到文明化的具体数据指标上：比如每年每十万人口中有多少死于凶杀等暴力，一个“更文明”的社会应该是命案率更低的社会，“文明化”应该是一个命案率、暴力率不断降低的历程。

但是，关于中国的普通暴力史、命案率史，就我们所知，这还是一个空白，没有系统的研究。基于此，陈志武、彭凯翔和朱礼军做了尝试（Chen、Peng、Zhu，2016），利用清代命案要案档案中的黄册统计和题本数据等资料，建立并研究了1661—1898年间清代的命案率历史。他们发现，从康熙朝到嘉庆朝末年,中国命案率（不包括战争死亡）一直呈上升趋势，1820年后开始下降。可是，即使在普通人命案率达到高峰的1820年左右，每年十万人中只有1.6个死于一般暴力，而西欧同时期每年每十万人有4到8个死于一般暴力。也就是说，虽然欧洲自中世纪中期开始命案率一直在下降、文明化进程在进行，但是，到17至19世纪，其暴力死亡率还是远高于同期的清朝中国，到19世纪末才接近中国。在这个意义上定义的“文明化”程度，西欧社会落后于中国，后者比欧洲社会更显得“温情脉脉”。

虽然在比较中国和西欧普通人、普通社会的命案率时有以上发现，但是，在更高制度建设层面，结论又大为不同。陈志武和林展对中国自秦朝以来658位皇帝是如何死的进行了系统研究（陈志武、林展，2016），发现38%左右的皇帝死于非命，其中71%是死于亲戚或宫廷大臣之手。历代皇帝的平均统治时间为12.5年。在中国朝代历史中，每年皇帝死于非命的概率大约是十万之三千一百左右，比普通人死于非命的概率高一千多倍。按照剑桥大学对现代战场的定义，每年死亡概率超过十万分之五百的地方就是“战场”（battlefield），那么，中国历代皇宫里死于非命的概率是现代战场标准的六倍！

根据Eisner对600至1800年间欧洲1513个国王的死亡经历研究（Eisner，2011），22%的欧洲国王死于非命，是中国皇帝死于非命比例的一半多一点；每年国王死于非命的概率大约为十万分之一千，是中国历朝皇帝面对的暴力死亡率的三分之一。比较积极的一面是，中国和欧洲的君主所面对的暴力死亡率，从一千多年前开始都在逐步下降，说明中西制度文明都在进步。

同样有意思的是，当陈志武和林展把900至1500年间中国、伊斯兰国家和西欧国家的君主平均统治时间做比较（以一百年内的平均统治时间为准），那么，他们发现，西方国王的平均统治时间在900年时大约为15年，之后一直稳步上升，到1500年左右达到23年；而伊斯兰国家的君主平均统治时间，在此期间则从当初的18年一直下降，到1500年时降到11年左右（Blaydes、Chaney，2013）；相对而言，中国皇帝平均统治时间既不像西欧国王那样一直稳步上升，也不像伊斯兰君主那样一直稳步下降，而是从隋唐以来，一直在上下波动，没有达到一个稳定均衡状态。

按照Blaydes、Chaney所论述的，君主死于非命的概率、君主平均统治时间反映了一个国家的上层制度建设的状态。权力制衡、权力交接的制度架构越完善，君主权力越小，那么，君主死于非命的概率会越低（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杀死皇帝带来的好处越少，而代价可能越高），其执政时间也会越长，政局越稳定。在这个意义上，陈志武、林展的研究表明，在上层制度建设方面，西方很早走上改良的发展轨道，而中国皇权体制却一直在摇摆中停止不前。

这些量化研究结果表明，或许由于在儒家文化之下，祭拜祖先带来的好处是普通乡村里“谁是权威”完全由三纲五常名分等级秩序决定，没有含糊性，这使得乡村社会秩序很是稳定，暴力、命案率就不会太高，并且可能很早就低于同期欧洲的普通暴力水平，这是中华文明好的一面。但是，在国家治理层面，儒家建立的“真命天子”的权威并非不可以挑战，使君主的权威性很模糊、充满不确定性，所以，君主的生命安全和统治时间远不如同期的西欧。

从这些量化研究看，西方和中国的文明化历程很不同。儒家文化早于欧洲解决了社会底层的治理秩序问题，基于中华文明的命案率低于同期欧洲，这个局面一直维持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但儒家没有解决好国家治理问题，在君主传承等制度文化建设方面，欧洲更早地发展起来，使权力的分享与交接秩序更早地文明化，致使西欧君主的暴力死亡率很早就远低于中国皇帝。制度文明秩序降低了君主面对的凶恶风险。

由此，我们看到，量化历史研究不只是帮助证明、证伪历史学者过去提出的假说，而且也会带来对历史的全新认识，引出新的研究话题与视角。

5. 结语

未来十年、二十年会是国内量化历史研究的黄金期。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是对量化方法的了解、接受和应用会越来越多，特别是许多年轻学者会加入这个行列。二是中国史料很多，但绝大多数史料以前没有被数据库化。随着更多历史数据库的建立并且可以低成本地获得这些数据库，许多相对容易做的量化史学研究一下子就变得可行。

所以，从这个意义讲，越早进入这个领域，就越容易出一些很有新意的成果，也越容易发表，十几、二十年后情况就会不同。

公认、统一的历史数据库对量化历史研究来说非常关键，是基础建设工作。就以金融经济学为例，1960年由芝加哥大学建立的“CRSP证券价格数据库”（Center for Research in Security Prices）对之后世界金融学术研究起到了革命性的贡献，1960年代是金融学研究正式开始从经济学剥离出来的起点，而如果没有CRSP证券数据库，实证金融学的突飞猛进可能要大打折扣！有了公认、统一并且学者都很熟悉的数据库之后，各路学者就不用花时间去争论数据来源是否可靠了，而是把精力和争论都集中在所研究的问题上。金融学的经历对量化史学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量化历史研究的发展也需要各家学术期刊的支持，需要他们开放更多空间让这类论文发表，激励更多学者热情加入。同时，这也对历史系教学课程提出新的要求，就是历史学生都应该学习数理统计课，而不是像现在很少或没机会跟统计学沾边，这个局面要改变。

最后，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量化史学强调使用现代社会科学尤其经济学的分析范式、重视大样本与统计方法，但是，量化历史研究不只是找到一组历史数据并对其进行回归分析，然后就完成研究了，而是也要认真考究史料、摸清史料的历史背景与社会制度环境。只有这样才能更贴切把握所研究的因果关系链条和传导机制，增加研究成果的价值。

【课程已完更，感谢一同学习的同学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