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制度篇-废相：明朝政府持续运转的秘密

一、思维导图

二、 文稿原文

各位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我是赵冬梅，欢迎收听“冬梅讲国史”。今天我们来谈谈朱元璋之废除宰相制度。

中国的皇帝制度存在了2132年，但宰相制度只存在1361年，帝制的最后的771年是没有宰相的帝制。有宰相之时，皇帝是国家元首，宰相为政府首脑，皇帝世袭，宰相选任，宰相以其政治经验对皇帝构成有效补充。废宰相之后，皇帝集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于一身，大权独揽。宰相制度的废除，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的一件大事。废除了宰相制度的，是明太祖朱元璋。那么，朱元璋为什么要废宰相？宰相制度的废除究竟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偶然？如果是偶然，为什么会延续771年？废除宰相之后的帝制国家的权力结构、政治决策和行政运作又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首先，我们来看朱元璋为什么要废除宰相制度。废相的导火索是洪武十三年（1380）丞相胡惟庸谋反案，这个案子前后绵延十年，牵连杀害三万余人。朱元璋给胡惟庸定的罪名是谋反，十恶不赦的大罪。胡惟庸的政治作风的确有专权跋扈的问题，但还不至于谋反，谋反是朱元璋铲除功臣所需要的理由。朱元璋对他的功臣集团很不放心，解决办法就是杀，肉体清除一切可能威胁到朱家天下的势力。太子朱标不忍，抗议父亲杀人过滥。朱元璋拿出一条长满了刺的棒子，让太子用手去握，太子畏难。朱元璋说：“我现在杀人就是在给你拔刺！刺拔掉了，你才握得住！”罗织罪名杀戮功臣，暴露了朱元璋骨子里的残忍、狭隘和缺乏安全感，这是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我们现代老百姓隔着七百多年，可以给他一点理解。但是，就此废除宰相制度，却实在是任性了得、无知了得、愚昧了得。朱元璋与大明王朝的没格局，在这件事上体现的是最明显的。

胡惟庸谋反案只是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的导火索，因为一个宰相的谋反，就废除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宰相制度，绝对是因噎废食。根据朱元璋的自陈，他废除宰相制度，还有更充足的理由——这就是对于胡惟庸案的反思。我们把朱元璋关于废相必要性的重要讲话综合起来看，废除宰相制度的原因可以分为两点：

第一，   宰相制度自从诞生之日起就不利于帝国统治的。丞相是秦朝制度，而设置丞相正是秦朝灭亡的原因。原话是 “自秦设丞相，不旋踵而亡。” “设相之后，臣张君之威福，乱自秦起，宰相权重，指鹿为马。”

第二，   从秦朝以后的历史实践看，宰相好的时候少，专权乱政的时候多。“汉、唐、宋虽有贤相，然其间亦多小人，专权乱政。”而元朝的灭亡正是由于“委任权臣、上下蒙蔽”的缘故。

这两条都是对于历史经验的总结，看起来朱元璋倒真是历史的好学生。但是，读历史就是要拨开语言的伪装，直达本质。上面这些语言所承载的内容，是完全反历史的，充满了误解和胡说。秦朝灭亡的原因当然不是因为设丞相。“指鹿为马”故事中专权乱政的，不是丞相李斯，而是宦官赵高。在那个历史关头，丞相李斯所犯的错误恰恰是私心泛滥，屈从于二世和赵高的淫威。秦以后各朝，专权乱政的宰相其实并不多，西汉末年有王莽，东汉末年有曹操，曹魏末年有司马氏，都篡夺了皇位，这是对皇权产生了威胁。

南宋的权臣也多，比如秦桧、韩侂胄、贾似道，但是这三位其实都并不威胁皇权。关于元朝，朱元璋说的倒是对的。元朝后期的确出现了宰相专权，甚而至于废立皇帝现象。但是，朱元璋只见其然，未知其所以然。元朝的宰相专权，在本质上是由于蒙古人对华夏政治传统认识不足、吸收有限，制度漏洞百出，皇帝既懒得管事，对担任宰相的蒙古色目贵族又缺乏戒心。蒙元的宰相实在不能为华夏宰相制度的标杆。然而，朱元璋耳闻目睹的，却偏偏只有蒙元的宰相，他就把蒙元宰相制度的问题当做了宰相制度的通病。

所以，朱元璋的说法，纯粹是“拉虎皮做大旗”，拉历史的虎皮，遮掩高度膨胀的私心，做废相的大旗。他的思想方式简单而粗暴，是将个人感受甚至私心欲望直接上升为一般性规律，然后用这把狭隘的尺子去丈量世界。东汉朱浮写过一个“辽东白豕”的故事，说的就是这种思想方法。辽东那边，猪都是纯黑的。有一次，有个人家的老母猪生了一只白头的小猪，主人如获至宝，视为祥瑞，要献给皇帝。抱着小猪辛辛苦苦走到山西，却发现山西的猪都是白的，只好灰溜溜地回家去也。辽东人所见皆黑猪，这是眼见为实，没有错；但是从而推论出天下猪皆黑，白猪为异宝，这就狭隘了——明显是没见过世面，还好，他走到山西就看见大批白猪了，不然要走到洛阳去，多冤啊！

一个人通过亲身经历与见闻获得的信息实在是太有限。肉眼人身只能从特定角度看到部分事实，看不到全局，也看不到长时段的变化。因此，个体经验可以绝对真实，若要推而广之，尊为规律，则多半靠不住。今天我们对于很多问题的认识可以靠大数据来纠偏。古代靠什么？靠读书。治国理政的人特别重视读史，鉴往而知来，就是这个道理。读史之人的第一要务，是要舍得开放自己。千江有水千江月，个人的经历体验肯定是贯穿在整个阅读思考过程中的，不会丢失，但是，不能用“小我”的一叶遮住了眼睛，更不能对历史予取予求，只要、只看那些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朱元璋的拉虎皮作大旗，则完全相反。他先有要废宰相的固执之心，然后再把历史拆开打散、误植乱用，装饰自己狭隘的私心。

然而，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偶然。这么一个偏执狭隘没见识的人，偏偏是皇帝，而且是开国皇帝，所以，朱元璋的极端错误的思想方法所导致的错误的价值判断——宰相制度有害帝制国家，必须废除，不但可以立即落地，而且会被有明一朝奉为祖宗之法，坚持二百多年不动摇。

宰相制度的废除，无疑是帝制政治的一大损失。黄宗羲说：“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为什么这样说？“天子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丞相传贤相补救，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矣。”

那么，没有宰相的帝制为什么能够延续下去呢？第一，制度本身有惯性，要改变制度，必须有大见识大力气，而明朝的继统之君既没这个见识，也没这个能力。清朝从东北来，本身文化相对落后，开国之君也缺乏这种贯通古今的见识。第二，没有宰相的帝制对于集体缺乏安全感的皇帝来说，是愉快的。因为它便于皇帝的集权。当然，对于国家来说，如果皇帝不够勤快或者能力太弱，那就是大有问题的了。清朝的皇帝自顺治以下，康熙、雍正、乾隆诸帝，多半都是劳模型的，所以，没什么大问题。问题出在明朝。没了宰相、皇帝又常常懒政，屡屡刷新皇帝不上朝、不见群臣的记录，但是明朝的国祚竟然也延绵达276年，那么，明朝政府持续运作的奥秘何在呢？

废除宰相之后的明朝国家机构呈现出扁平化现象，由国家元首皇帝亲自充当政府首脑，直接管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都察院、通政院、大理寺、五军都督府等机构。所有这些机构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彼此没有统属关系，“事皆朝廷总之”。所有上奏信息原则上直达皇帝，由皇帝直接处理做出决策，百官的任免也是由皇帝决定的，“政事一从皇帝出”。朝廷就是皇帝，皇帝就是朝廷。政治结构的扁平化一方面导致权力向皇帝集中，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皇帝工作量的巨大增长。

皇帝有把握一切权力的心，却没有管理一切事务的力。忙不过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废相的始作俑者朱元璋本人就已经忙不过来了。有人统计过朱元璋的工作量。1380年，他废宰相。4年之后的1384年九月十四～二十一日，8天之内，朱元璋共计收到1666份文件，其中需要批复的事情3391件，平均每天要处理200份文件，400件事。皇帝忙不过来，又不愿意设置宰相，光明正大地在制度上将一部分权力和责任托付出去，那么，剩下的就只有一条路了。

这条路就是充分利用、开发皇帝的周边附属群体，这也是传统做法。皇帝周边附属群体主要指秘书和家奴，具体的说，就是内阁和宦官。

内阁是皇帝秘书，因为它只有议政权而没有监督百官执行权。内阁通过帮助皇帝阅读文件、起草批示对政治产生影响，按照制度，内阁是皇帝影子里的存在，没有直接发表意见的权力，更谈不上指挥六部，改革政治了。所以，在没有宰相的皇帝制度下，皇帝是唯一合法的政治改革者。然而，皇帝的产生方式却让他很难产生改革政治的认识和主张。

当然，我们在明朝也看到了有作为的政治家，比如嘉靖初年的杨廷和、万历初期的张居正。他们都是以首席内阁大学士的身份主持改革的，但是，这个身份其实并没有赋予他们指挥政府运作的合法性，那么，内阁大学士就必须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包装成皇帝的旨意。也就是说，在明朝，有理想有作为的政治家往往是在打擦边球，所作所为，明明出于公心正义，但推行公心正义的手段却可能不合制度传统。这就让他们非常容易受到攻击。从时间段上来看，明朝的政治调整往往发生在皇帝政治实习的初期，也就是皇帝的懵懂期，一旦皇帝反应过来，感觉到自己的权力受到了威胁，或者大学士遭到了政敌的攻击，那么，大学士的政治生命也就到头了。

内阁大学士是官僚群体的代表，而官僚群体好歹还是有积极向上的一面，有政治追求的。宦官则是纯粹的皇帝家奴，它完全依附于皇权，也正因如此，皇帝才最信任宦官。明朝中叶以后，一百六十七年间，只有很少的几年皇帝能够正常上朝，其余的时间都是“帘远堂高，君门万里”，官僚见不到皇帝，而宦官能见到皇帝，在这种情况之下，大权独揽的皇帝靠什么展示他的存在呢？皇帝就像一只千手千脚的怪物蜘蛛，宦官就是他的千手和千脚，宦官所掌握的特务机构就像是蜘蛛吐出的丝，粘腻的缠绕着这个国家。

皇帝可以不见群臣，政府的职位空缺了可以不补，但是，明朝政府仍然存在并运作着。靠什么？靠制度，靠惯性，靠高压，靠特务。没问题。问题是，这个政府就不再有创造的能力，也不再有追求，它存在但不作为，损失了应对突发事件、对抗内外打击的能力。这笔账必须算到朱元璋头上。学中国政治史，一定要记得1380年，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度。好，这就是今天的内容。谢谢大家。

三、名词解释

1.  胡惟庸谋反案： 胡惟庸案又称胡党之狱，简称胡狱，为明初四大案之一。除掉胡惟庸后，朱元璋罢左右丞相，废中书省，其事由六部分理，其子朱棣另设殿阁大学士供皇帝做为顾问，朱元璋结束了中国的丞相制度，加强了专制皇权。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以“谋不轨”罪诛宰相胡惟庸九族，同时杀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数人。 [1]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颁布《昭示奸党录》，以伙同胡惟庸谋不轨罪，处死韩国公李善长、列侯陆仲亨、已故的滕国公顾时的子孙等开国功臣。后又以胡惟庸通倭、通元（北元），究其党羽，前后共诛杀3万余人，时称“胡狱”。

2.  指鹿为马: 意思是指着鹿，说是马。比喻故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出自《史记·秦始皇本纪》，一般作谓语、宾语、定语

3.  大理寺：官署名。相当于现代的最高法院，掌刑狱案件审理，长官名为大理寺卿，位九卿之列。秦汉为廷尉，北齐为大理寺，历代因之，明清时期与刑部、都察院并称为“三法司”。清末新政改称为大理院，民国初年北洋军阀政府亦袭此名，为当时的最高审判机关。

4.  都察院: 明清时期官署名， 由前代的御史台发展而来，主掌监察、弹劾及建议。与刑部、大理寺并称三法司，遇有重大案件，由三法司会审，亦称“三司会审”。

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前代所设御史台为都察院，长官为左、右都御史，下设副都御史、佥都御史。又依十三道，分设监察御史，巡按州县，专事官吏的考察、举劾。明代都察院不仅可以对审判机关进行监督，还拥有“大事奏裁、小事立断”的权利，为最高监察机关。

清代改以左右副都御史专为总督、巡抚的国衔（明代，都御史、副都御史都兼用作加衔），以方便其行事。至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又以六科给事中并入。乾隆十三年（1748），废左佥都御史。清代都察院是法纪监督机关，既审核死刑案件，另外参加秋审与热审，还监督百官。

作为明清监察制度的主要实施者，都察院在维护封建统治正常秩序和保障封建国家机器平稳运转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