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许宏：二里头遗址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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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人是干什么的 

我把考古人的工作比喻为两大职业：一是侦探，我们是在现场利用蛛丝马迹企图来复原历史的真实；二是翻译，我们通过解读无字地书，把这些东西变成大家能读懂的知识。为了找到破译的语言，我们的前辈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在田野中探寻。

在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学科好像跟大家无关，大家觉得考古学就是一门绝学，是象牙塔中的学问。到现在我们觉得可以向大家来交代一下了：拿着纳税人钱的这些人究竟干了些什么，我们是怎样来贡献于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的。

中国人现在的生活中，有一些很有趣的现象。我们举个例子来说，东京有个浅草寺，每年樱花开的时候，只要你去旅游，就能看见特别多穿着传统服装的人，在浅草寺进行祭拜活动。许多漂亮的穿着和服的姑娘，也会出现在日本高楼林立的街头，当你看见这样的景象，好像也并不觉得“违和”。但是在中国，我们好像就很难坦然地面对这样的事试想一下，如果哪天你在北京的地铁里，看见有人穿汉服，你肯定会觉得有些奇怪。而产生这种奇怪感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并不知道古人即我们的祖先，是怎么穿衣、吃饭和生活的。

在经历了强烈的反传统的时代后，现在的中国把文化传统遗失得太多了。我们从理念、教育制度到衣食住行，方方面面的东西，都不是古代中国的，更不是早期中国的。

考古人怎么看历史？ 

那么，我们跟祖先之间，用什么连接？

其中能连接的一点，就是骨血中的印记。我举个例子，像现在少得可怜的文化关联里边，就有每年大年三十回家过个年，无论路上怎么艰难困苦一定得回去，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记忆和文化基因。而考古学，就是靠我们的工作，来发掘、连接、强化我们和祖先之间的关系。

百年以来，中国考古学者们筚路蓝缕，做了大量工作。正是由于这些探究，中国的考古学才在世界范围内占有一席之地。中国考古学几乎是世界上唯一的在学科建立之初就是以本土学者为主来进行发掘研究的学科，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十分罕见的。因为，无论是埃及，还是两河流域，包括印度，考古工作基本上是由欧美人主导的，他们强调所谓相对客观的“他者”的研究。而中国学者是研究自己的祖先，可以说是学术上的寻根问祖，我们跟祖先骨血相连，有文化基因上认知和理解的便利。

我举个甲骨文的例子。在晚清到民国这段时间里，王懿荣、罗振玉这些大学问家，发现并且识别了甲骨文，这个事情本身是极其难得的。甲骨文是一般人根本看不懂的东西，刻辞甲骨这些珍贵的文物曾被国人当作中药来服。

对这些古文字的发现和辨识，在世界上都是很难的事情。比如，1799年7月15日，拿破仑侵略埃及军队的一名上尉在埃及港口城市罗塞塔附近发现了一座石碑。这个石碑是公元前196年托勒密王朝时代刻制的，上面由希腊字母、古埃及象形文字和古埃及通俗文字三种对照雕成。而法国学者商博良在破译这个古埃及石碑文字的时候，就采用了三种文字互译的方法，这种互译需要不同的文字在一起比较，没有这种桥梁来破译，就会成为死文字，到现在完全破译不了。这使得古文字的破译变得极其困难和复杂。

而中国呢，当中国学者发现甲骨文的时候，他们就可以以《说文解字》为桥梁，建构起当代中国人对古代汉字和汉语的认知，这就是血脉上的联系，非常非常难得。这就是甲骨文发现上的幸运，也是我们文化传承上的幸运。在我们的文化传承上，很多东西可以这么看。这就是说，中国的考古学，天然地具备与我们的文化传统骨血交融的机会，这是我们的便利。

二里头的青铜器  

我们前面概述了一个考古学家的工作和对历史的看法，现在我从考古学的角度来梳理下二里头作为早期中国的证据。

这些证据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青铜器。

而青铜器一旦出现，就产生了变革性的意义。甚至使时代都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个变化在于，之前的社会分化还不是那么严重，顶多用玉器和精制陶器来作为身份地位的象征，青铜礼器一出现，整个礼乐制度体系就奠定起来了。

有人说，二里头发掘出点什么东西都可能是中国之最。那么在青铜器上，二里头的确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在二里头发现了一件青铜鼎，不到二十公分高，纹饰简单，却是“中国第一青铜鼎”。没有这个鼎，也就没有三四百年之后司母戊大方鼎的辉煌和厚重，它是一步步发展而来的。

我们还发现了一件青铜钺。这个钺看着不起眼，斧钺钩叉的钺，但它是“中国第一青铜钺”。大家说很多好东西都不是考古人亲手挖出来的，是农民挖出来的，很遗憾，这一件也是。

我记得很清楚，2000年我们正在遗址上钻探，晚上一个老农来考古队，用破报纸包了两片破铜片。因为以前大家民风纯朴，“文革”及以前有好东西农民朋友都送过来，现在他们都知道“香炉”比较值钱，香炉就是铜鼎，都往外卖了。但是这个老农说：“队长，就是两件破铜片，你看有没有用。”我一看，眼睛一亮：中国最早的青铜钺出土了！但是我们没有文物收购的权利。我就问他是什么情况下得到的，他说是帮人盖房子挑槽子，从土里边刨出来的。第二天觉得能卖几个钱，又回去捡，居然还在那儿放着。然后看看是不是铜，就开始砸，把青铜的锈都砸掉了。等到收废品的来了，也就值五六块钱。他说五六块钱都不够买条烟的，意思是送考古队来，给的奖励肯定要比烟钱高。当时我心里就有数了，奖励了他三十块钱，老农很高兴就走了。第二天我就赶紧让他带着我到出土青铜钺的地方去，详细记录，让我的助手坐火车到西安，用意大利的X光机把这个东西拍了一下，最后发表出来。

很多重要的东西都是这样出土的。而二里头就是这样，偶然之间出点什么东西可能都是中国之最。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我们在二里头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围垣作坊区。此前我们的前辈早就发现了铸铜作坊，这是中国最早的铸铜作坊，后来我们又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可以说，这里就是中国最早的国家高科技产业基地，相当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在二里头都邑的早期阶段，当时宫城的区域可能还只是用栅栏围着的时候，这里就已经用夯土墙围起来了，并且肯定还有重兵把守。大家都知道四川三星堆、江西新干大墓出土的那些青铜器，那是殷墟时期前后的。那个时候中原青铜冶铸技术已经泄密，但是在二里头和此后的二里岗时期，就是郑州商城的那个时期，二里头和郑州商城以外，绝对不允许也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或敢于铸造青铜礼器。这就是《左传》里所说的“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在当时，祭祀，就是用青铜礼器这套东西从事的礼仪活动；而戎，就是绝对的打击能力。这也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些就代表了当时“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这些东西使得二里头发达起来了，现在看来，这些“立国之本”在古代和现代都是一样的。以前是祭祀，现在是开会，都是提高凝聚力。所以这样一套与礼制相关的东西已经开始形成了，在此前是相对平等的社会，还没有这些东西。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国酒文化特别兴盛，喝酒用的酒杯，也就是“爵”，和象征着生杀予夺大权的“钺”结合在一起，这就是祀戎并重。爵和钺是礼容器和礼兵器的代表，到了殷墟时期还有仿二里头玉器的，比如璧戚，本来是块璧，但是稍微一改刀，弄个刃，就成了璧形戚。戚是钺的一种。爵，现在的门神手里拿的还是爵。爵位、封官加爵等，都是中国人熟悉的东西。爵是比较具有深意的，它持续兴盛了千年以上，甚至成为后世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重要符号。这说明三千多年前的历史距我们并不遥远。

鼎，九鼎、问鼎中原，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但是一到了现代人手里都有了自己的建构，像多宝格上摆的仿古器、中华九鼎礼品、网游图像上的鼎等等，都很不靠谱。如果当时有九鼎的话，那也应该是大铜方鼎之类的重器。鼎确实是中国人内心里一种大的关于政治权力的建构。司母戊大方鼎出现之前，有郑州大方鼎，在二里头已经出了小陶方鼎。我们知道，做陶器时，用快轮或慢轮，圆形是最符合制陶工艺的，为什么还要专门费力捏成方形的，带四个把手和四个足呢？有理由相信那个时候已经有了铜方鼎了，只不过我们没有发现而已。而陶鼎是铜方鼎的仿制品。

（青铜钺）

（二里头出土的青铜爵）

在二里头，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近战兵器群，这方面二里头走在各个族群的前列。箭头肯定不是近战兵器，但是箭头是属于不可回收的兵器，箭头的生产表明青铜生产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中国最早的“金镶玉”制品——嵌绿松石铜牌饰，金就是青铜，青铜的底托、青铜牌上面粘嵌着绿松石。这也是二里头的独一无二。

（二里头绿松石青铜牌饰）

除了二里头之外，河西走廊甘青地区齐家文化也出土了青铜器，新疆地区也有青铜器出土，它们和二里头同时期或者比二里头还要早一点，但它们都是用来做装饰品和日常用品的。那里的这些青铜技术一旦传播到了中原，中原人就把这些技术用在他们认为最重要的、祭祀祖先的礼容器，尤其是酒礼器上面，从而形成了“吃喝文化”，到现在我们的文化还可以说是吃吃喝喝的文化。据说有一位美国女博士是做人类学的，对于上古时期的“夸富宴”，也就是夸耀富裕的宴席怎么也搞不清楚，等她到了中国来，吃了两顿北方农村的大宴席以后，几十桌的那种排场，她就明白了什么是“夸富宴”，因为在美国根本看不到这样的景象。

这样一来，二里头这个中心一旦出来，从内蒙古敖汉旗一带，长城以北都有二里头式的器物发现，整个黄河，长江上、中、下游，包括三星堆都受到了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在各地出土的和二里头很相近的东西，大多是模仿品，说明二里头的扩散应该不是强力的军事推进，而是各地的酋长、首长或者是人民选择性地接受二里头元素的产物，就是以它为高、为大、为上，“跟风”导致文明向外扩散。

尽管二里头在三千多年以前，当时还没有这样大的国家实体，但是它已经奠定了中国的雏形。作为礼器的玉石牙璋的辐射范围已经到了越南北部，跟《禹贡》九州的大致范围以及秦汉帝国统一疆域的范围大致相当。除了后来的四大边疆之外，内地十八省适合农耕的区域，二里头那个时期的影响力已经基本上达到了，这样之后才一点一点地奠定了中国的基础。

好了，在今天的讲课中，我们以二里头考古中的祀与戎为例，讲解了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力。感谢您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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