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李鸿宾：唐朝是如何维系多民族大帝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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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前期的族群活动 

如上所述，唐朝无论是兼跨南北、盛况空前而居处在“轴心时代”的核心地位，还是其制度的健全与完善，这个王朝所呈现的面貌和具有的影响力，最终是由支配这一政治体的那些人群的活动决定的。国家是人群活动的载体，我们理解唐朝及其展现的诸多相貌，最核心的是人群的活动，而人群的属性并非单一，彼此之间差异明显，有的相近，有的隔膜，人群的分合会导致国家政治体的分合。因此，唐朝的特性就是“同一化”的人群与“差异化”的人群之间的互动。唐朝的建国与解体及其后诸多政权的并立，隐藏的就是这些“差异性”人群的分合与博弈。在这一讲里，我还是从前后两个时期谈起。

整体而言，唐朝前期的人群活动，主要表现的是魏晋以来周边胡系民族势力进入中原通过建立政权的方式与汉人展开频繁的交往，由此出现众多的“异质性”族群相互碰撞、相互交往的活动。用“联系”“碰撞”“冲突”“同化”“涵化”“融合”这类包括民族学、人类学在内的以分析人群关系的词汇解释唐朝人群的关系，更加贴切和精准。唐前期，其整体方向是彼此间的关联日益密切，走向统合，达到新的整合。这应当是表述前期所谓“民族关系”比较确切的词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魏晋以来的匈奴、鲜卑、羯、氐、羌所谓的“五胡”，他们此前建立政权于中原内外，彼此争衡互斗，通过政权的彼此消长，再经过唐一统化王朝的纳入与调整，许多胡系民族势力逐渐融入到中原的政治文化之中。到了这个时期，有些标志着胡系势力的专有名称不再见诸文献史籍，就是一个突出的证明。具体的例子，我列举一二，如下。

(“五胡”内迁)

一是人们熟知的李唐宗室。高祖李渊之母独孤氏、太宗李世民之母窦氏即纥豆陵氏、高宗之母长孙氏，都是胡系的鲜卑人，他们本人就是“胡汉”融合的后代，这在那个时代稀松平常。上面曾讲到西魏的实际掌权者宇文泰纠集的“关陇集团”就是胡汉人群融结而成的突出例子，出身于此的李唐统治集团的胡系属性之突出，正是北朝以来的传统延续。胡系军功贵族随着北魏政权的建立，尤其南下定都洛阳之后，胡汉结合成为趋势，人们熟知的魏孝文帝汉化改革措施，便是集中的展现。姚薇元先生《北朝胡姓考》一书，专门述及那些汉化了的族性的北方胡系之渊源，假如没有类似的精细考证，很多汉姓背后隐藏的胡系族源可能湮没无闻了。

二是贺拔亮家族。这是我前几年专门研究的成果。通过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搜藏的墓志，对照其内容，结合传世文献，发现这一家族最早是活跃在草原的高车人，从大兴安岭南下的鲜卑拓跋势力西进蒙古高原纵深之地，他们便与之联系而衍化成为拓跋人，再随北魏南下中原，又转变成了汉人的高门。这种自北南下随着草原游牧生活转向中原的农耕生活，其族属与文化跟着发生转变的事例，不只是贺拔亮一个家族，大概可用以描述多数南下北人的境况，应该毫不为过。这些人群族属与文化转型的方向之所以奔着中原的汉地与汉人，在于后者的强势与主导的环境使然。这些南下的胡系群体和个人，他们在中原汉人的汪洋大海之中，如果不做适当的调整加以适应，那就很可能面临着生存的困境。在一个主流、支流文化不对等的社会里，处于少数甚至个体家族的人群，以改变自身属性因应主体社会与文化的环境，可能是他们成功的生存之道，这至少是贺拔亮家族这一案例给予我们的突出印象。

族群活动地区化趋向 

我们说唐朝前期是整合魏晋南北朝胡汉（民族）关系，并将其融结成为一个王朝统辖内的多族群共同体。这是就整体状况或者主流的动向而言的，实际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彼此消长，并非一帆风顺。譬如以前曾涉及到的东突厥降户，无论唐廷想出什么招法予以妥善的安置，这些降户并没有完全按照唐朝政府的意愿变成“编户齐民”，他们在高宗当政的后期便在首领的鼓动下起兵反叛而重新复国了。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六胡州”的粟特人。他们大概于贞观四年（630年）唐朝征服东突厥前后，自草原南下而来，被唐廷安置在所谓的“六胡州”，大体在今河套南部靠近宁夏东北一带。这些粟特人及其后裔虽然处在唐朝地方政府的统理之下，但文献和零散的墓志告诉我们，他们时常出现变故或者动荡，安禄山起兵造反之时，还专门派人到那里联系他们以对抗朝廷。安禄山为什么联系他们呢？因为安禄山与他们族属相近、文化风习乃至志趣相同，“六胡州”有不少人加入叛军，当然也有很多人跟随政府征讨叛乱，还有北上进入草原突厥政权的，更多的人可能向东进入河朔藩镇尤其是魏博镇里去了。这些情况经过中外学人的持续研究，其具体情节逐渐清晰。不论他们选择什么道路、如何走向，这些人寡势弱的粟特后裔最终消解于中原内外的命运似乎不可避免，在唐后期政治动荡、社会支离破散的环境中，他们求得自保或另找靠山的种种举动，都是应对那种变化无常的周围环境而为，不同的命运、分割的状态，生动地展现出族群之间的分合与互动诸多层面构筑的历史相貌。

(六胡州-昭武九姓诸国分布图)

如前所述，唐后期的政治与社会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促发这些变动的因素还是人群所为，是“差异性”的人群或族群之关系如何处理带来的，只不过这些关系是以王朝的运作方式呈现出来。人们对后期王朝各方面的变化给予极大的关注，这为我们再做解释提供了新的空间。我这里要说的核心观点就是：正是这些人群的分合才导致了国家与社会的变迁。后期周边民族势力的相继崛起，或旧有族群势力萌生之火的再度复燃，构成了8—13世纪即蒙元王朝崛起之前欧亚大陆东部地带，或者说东亚世界格局变化的突出景象。正如东汉解体之后中原周边各民族、部族势力走向政权的建设而兴起的那样，整个东亚形成了大小不等、文化各异的王朝、国家钩织的网络；8世纪中叶以后的东亚，随着唐朝控制力的下降，同样开始了周边乃至远域众多民族势力崛兴的步骤；它们又因唐朝的解体而走向了国家政权的建设之路。促使这些势力走向政治体的动力，根据学界的新近研究，除了其自身内存的要素之外，中原王朝建国的成熟经验和典范的带动，具有更大的引导作用。换句话说，周边民族势力的“觉醒”和自立诉求愿望的萌生与迸发，正是在中原王朝从腹地向周边用“文明”熏陶“野蛮”的开拓进程中实现的。

(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根据其内容可知回鹘在官制上学习唐朝)

历史就是这样令人吊诡：自诩中原的“文明”熏陶或替代周边“野蛮”的道德至上的行为，也无时无刻不在激发周边民族聚集自己的势力走向更加成熟的政治体组织以做应对。相互的较劲、彼此的博弈，将中原与周边纠结在一起，成为王朝国家建构的必要组合；然而一旦王朝统合能力下降或者消失，周边的势力再做调整，诉诸权力组建政府，就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追求了。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的意义就在于，虽然他只提出了模糊的轮廓，但却触及了那个时代变动的脉搏。从唐朝后期长安朝廷威信的下降开始，到唐朝灭亡，再经过五代十国的变乱，直至辽宋西夏与回鹘诸政权的建立，这两三百年社会变动的趋势，呈现的是一个曾经大一统的王朝如何艰难波折地衍变成为诸多政权，最终化解为若干较有实力王朝分割自立的局面。由“合”走向“分”，是这段历史外在相貌中一条十分明显的刻痕。过去的人们常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予以描述，或王朝之间的轮替给予解释，这些固然不乏理据，然而如上文所说，这一现象背后的决定因素，是人群关系的处理和调整。当唐朝整合此前的胡汉关系并臻于完善之际，也是再起的民族势力与中原汉人的关系重新博弈之时。受唐朝典范的震撼和呼唤，周边民族势力自我觉醒和对权力追求的脚步，随着唐廷的弱化开启而以唐朝的灭亡立足。唐后期中原周围的渤海国、契丹部落联盟、草原势力的重新集结、回鹘诸王国的再建构、吐蕃王朝瓦解后诸部落的再凝聚和南诏国的持续，随着中原内地五代十国的相互角逐，最终衍化成为辽宋西夏支配的新格局，展现的是特定族群势力与特定地区的统合所形成的区域化王朝的网络格局。

(翟郍宁昏母康波蜜提墓志砖，这是“西域人”用汉字书写的墓志，是中原王朝用“文明”熏陶“野蛮”的例证)

我们不敢说“异质性”民族势力是导致一统化破局的决定性力量，但这一段历史呈现的的确是民族与区域结合的趋势。宋以后以汉人为主体建立的王朝未能再度突破传统农耕地带的事实也似乎表明，中华帝国南北东西兼统的跨越式王朝再建的重任，转而承载于蒙古与满族贵族集团之肩，正是中原之外的民族势力的介入，唐朝的一统甚至超越它的王朝架构才得以延续。这前后的历史衍化都在证明这样的事实：以中原为中心建立的王朝，胡汉之间的分合借助政治体架构展开的渗透刺激、相互借鉴和彼此促进，构成了东亚近代以前历史格局的中心内容。我们讲述的这段历史，既是前期胡汉抟成的王朝的总结，也是后期胡汉新型关系以政权建设为扭结的开端。

第八讲复习课 

你好！李鸿宾老师的第八讲结束了，我们来复习一下。

首先,讲述了唐朝前期族群活动的融合与消解。

整体而言，唐朝前期的人群活动，主要表现的是魏晋以来周边胡系民族势力进入中原通过建立政权的方式与汉人展开频繁的交往，由此出现众多的“异质性”族群相互碰撞、相互交往的活动。当他们彼此间的关联日益密切，就开始走向统合，达到新的整合。当时许多胡系民族势力逐渐融入到中原的政治文化之中。比如“关陇集团”、贺拔亮家族就是胡汉人群融结而成的典型例子。

其次讲述了唐朝后期新的民族势力浮现。

唐后期政治动荡、社会支离破散，政治与社会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唐朝控制力下降，周边民族势力相继崛起，旧有族群势力萌生之火再度复燃。它们因唐朝的解体而走向了国家政权的建设之路。这些周边民族势力的“觉醒”和自立诉求愿望的萌生与迸发，除了其自身内存的要素之外，还有就是在中原王朝从腹地向周边用“文明”熏陶“野蛮”的开拓进程中实现的，是中原王朝建国的成熟经验和典范的引导的结果。

唐后期中原周围的渤海国、契丹部落联盟、草原势力的重新集结、回鹘诸王国的再建构、吐蕃王朝瓦解后诸部落的再凝聚和南诏国的持续，随着中原内地五代十国的相互角逐，最终衍化成为辽宋西夏支配的新格局，展现的是特定族群势力与特定地区的统合所形成的区域化王朝的网络格局。

这前后的历史衍化都在证明这样的事实：以中原为中心建立的王朝，胡汉之间的分合借助政治体制架构展开的渗透刺激、相互借鉴和彼此促进，构成了东亚近代以前历史格局的中心内容。

这就是本节课的要点，谢谢你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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