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0|《皆大欢喜》：莎士比亚的记忆

博尔赫斯在《莎士比亚的记忆》中写了一个关于莎士比亚虽是一代天骄，却没有随着唐宗宋祖、奏皇汉武“俱往矣”的故事，他的记忆、思维、见识一代又一代地存留了下来，保存在另一个人的记忆中。博尔赫斯笔下的“我”，名字叫海尔曼-索格尔,有幸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将这套记忆接受了过来。“我”又是从丹尼尔-索普——一位写过一部关于莎士比亚的传记小说的，一个叫亚当-克莱的人手中接过来的。丹尼尔-索普是一个普通士兵，亚当-克莱“临终前用最后一口气把这珍贵的记忆交给了”他。亚当-克莱几乎没来得及介绍这宝贝礼物的不凡之处，只说是“拥有这东西的人必须大声地把它献出来,而另一个人则必须大声地接受它。这样献出东西的人才会永远地失去那件东西。”克莱怎样，我们不得而知，他当时中了两颗子弹，可怕地挣扎着，高烧更是惊人，他没来得及作介绍。“莎士比亚的记忆”的特点是丹尼尔-索普逐渐摸索出来的。他这样描述它，我有两套记忆，一套是我自己的，另一套是那个莎士比亚的，他的一部分就是我本人。更确切地说，是那两套记忆拥有我。当海尔曼-索格尔接受了这个记忆后，丹尼尔-索普又告诉海尔曼说，那记忆已进入了海尔曼的意识深层，但是如果要让这个记忆显性地拥有，就必须把它找出来。它会在做梦时，在夜间工作时，在翻阅一本书或拐过一个街角时浮现出来。你不要性急，不要自己去编造什么回忆。根据它神秘的方式，运气会促进或推迟它的浮现。随着丹尼尔-索普一点点地淡忘，海尔曼会一点点地记住它的。作为一名德语文化的学者，我——海尔曼对此套记忆存有极大的兴趣。莎士比亚作为一个丰碑是人所共知的，拥有莎士比亚的记忆在当时的“我”看来应该是很幸运的。海尔曼-索格尔最初拥有这套记忆时确实充满了这种兴奋感。“莎士比亚即将是我的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就是莎士比亚。”虽然“我”不准备去写悲剧或难懂的十四行诗，但“我仍渴望记住那巫婆或命运三女神出现在我面前的那个瞬间，我还将记住给我那些宏大诗句的另一瞬间”。随着时间的推移，莎士比亚的记忆不知不觉地进入“我”的生活。“我”开始说出乔叟的音律，“我”轻而易举地学会了16世纪时刺耳的“r”音和口张得很大的元音，“我”的梦渐渐地变了，进入“我”的夜梦的都是些陌生的面孔和房间，“我”认出了查普曼，认出了本-琼生。“我”知道，查普曼、本-琼生系莎士比亚同时代人。“我”就像坠入了圣奥古斯丁所说的“记忆的宫殿和洞穴”。“大约三十天后，那位故去的人的记忆开始鼓励我。在奇异幸福的一个星期中，我几乎觉得自己就是莎士比亚了。”不知不觉中海尔曼的记忆会回到十七世纪的大街小巷，会在那一系列事件的影像中沉迷，这种具有强大震撼力与底气的记忆逐渐控制了他，他有时候也分不清他自己到底是海尔曼呢，还是莎士比亚?直到“我”一天早上差点迷失在“我”以往所熟悉的不来梅车站时，“我”才惊醒“我”已经快要不是“我”了。作为“我”之为“我”的特点的记忆正在被莎士比亚的记忆淹没。

最终，我通过电话将“莎士比亚的记忆”转送给了另一位听起来很有教养，并且乐于接受此记忆的人。

整篇作品既像一个寓言，又像一个传说。

《莎士比亚的记忆》通过叙事性的故事框架揭示，人类精神财富的历史与个体生命的关系，使读者在“莎士比亚的记忆”有形化的过程中领悟人类自己的生存和处境。

《莎士比亚的动荡世界》中，《时代灵魂:威廉•莎士比亚传》一书的作者乔纳森·贝特说，我想莎士比亚之所以历久不衰，之所以在所有的文化、所有的时代都有现实意义，都来自于这个悖论。一方面他是“时代之灵魂”，所有当时的冲突和变革、发现新大陆、还有新的观察世界的方式，在莎剧中都有反映。他确是时代的灵魂，但与此同时，他从来不把自己限制在特定的历史框架之内，也就是说，某种意义上他探究的是人类社会和人生的根本问题，因此他在任何时代都能得到共鸣。莎士比亚永远是我们的同代人。

莎士比亚的戏剧是为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公共剧院创作的，这是当时的新媒体。20世纪20年代，他又进入了另一个新媒体：广播，这一“空虚的无物”。这里和环球剧院差不多，布景和道具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观众的想象力纯粹靠文字调动。1932年，BBC英国广播公司的新大楼———播音大厦落成之时，建筑师们想要找一个标志，象征播音面向世界。他们很自然地想到了莎士比亚。于是，播音大厦的门楣上方放置了两尊由埃里克·尔制作的雕像：一个裸体的小男孩站在地球上，被一个长胡子的老人卫护着———这是爱丽儿，缥缈的空中精灵，在为《暴风雨》中的普洛斯彼罗效力。最早扮演爱丽儿的演员飞越舞台时需要系上提线，但是无线电———当时仍处于雏形———最终将赋予他自由，并将莎士比亚的作品传播到全球。

莎士比亚起初只是被许多人视为低俗的大众娱乐的从业者；他用鲜明生动的语言描绘了他和他的观众们身处的世界，不但描写了饱受折磨的魂灵、令人目眩的技击、丑角，运用了滑稽夸张的手法，还开了很多玩笑———好的，坏的，粗鲁的。他把歌舞加入剧中，为台词配上当时最流行的曲调。可是，几个世纪以后，无论是在华沙的隔都，还是在南非的监狱，莎剧对于动荡的现代社会的呈现能力几乎可以说是独一无二。对于那些身处历史黑暗瞬间的人们，以及那些探索狂野或甜蜜爱情彼岸的人们，莎士比亚的语言同时具备了抚慰、激励、启迪和质询的功用。说得更简单一些，它为我们捕捉到了动荡世界中动荡人生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