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利场》3：生安锋｜社会地位带来不了真正爱情，反之亦然

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我是清华大学生安锋。上一讲我们讲了《名利场》中的创作背景，主要情节以及对于人物的简单介绍，这一部分我们的主题是“人物的宿命——无法逃离的男权社会”。

蓓基（Rebecca，Becky）和爱米丽亚（Amelia Sedley）这两个人物对于理解小说的主题十分重要。我们不妨回归文本，再来从细节层面上剖析一下这两个主要人物形象。

小说开篇时写到，“利蓓加（也就是蓓基）看见她周围的小姐们那么福气，享受种种权利，说不出的眼红。她批评一个学生说：‘那女孩子好骄傲！不过因为她祖父是伯爵罢了！’‘瞧他们对那半黑种势利讨好的样儿！还不是为她有成千累万的财产吗？就算她有钱，我总比她聪明可爱一千倍’。”

从这段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个关键点。一个是当时19世纪的英国社会中，已经面临着阶层固化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富人家的小姐容易成为别人追捧的对象，在婚姻生活中也往往有更多选择的余地。而像蓓基这样出身卑贱的女孩只能“做自己的妈妈”，也就是说，靠自己的实力和棱角在名利场中打拼，为自己的婚姻和前途通盘算计。

另一个关键点是，蓓基作为女性，要想改变她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跻身富人的行列，那么她唯一的资本，就是凭借自己的美貌和精明，嫁给一个有钱有势的男人。也就是说，她社会地位的改变必须要依附于一桩好的婚事。这是19世纪很多女性面临的常态性问题。在今天读来，却是颇具有讽刺意味的。

蓓基看到爱米丽亚的哥哥约瑟夫有一大笔财产，于是就打定主意要嫁给他。当她的心理活动和心理状态在呈现给读者时，就更像是一个颇有头脑和心机的女性，在名利场中试图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不断附炎趋势、向上攀爬，追求一门好亲事。

就像小说中所写的那样，“因此她问准了爱米丽亚的哥哥的确有钱，就给自己造了个灿烂辉煌的空中楼阁。那时她正在换衣服准备下去吃饭，一面打扮，一面幻想自己是楼阁里的女主人；她还有个丈夫，不过那时还没见过，因此他的形态面貌是模糊的。”她甚至不知道自己未来的丈夫长什么样，就幻想自己能成为阁楼里的女主人。这种心理活动，在我们今天读来，既可笑可叹又引人深思。她期待的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爱情和婚姻，而是婚姻背后提供给她的社会地位和隐形资本。她企图在社会中给自己谋求一个地位，却始终不得不依附于男性，最终在名利场的浮华中迷失了自我。

在引诱并且嫁给约瑟夫的计划失败后，萨克雷对蓓基的心理描写也很形象，原文是这样写的：

“‘瞧着吧，我仗着这点聪明，总有一天过活得很有气派，总有一天让爱米丽亚小姐瞧瞧我比她强多少。我倒并不讨厌她，谁能够讨厌这么一个没用的好心人儿呢。可是如果将来我的地位比她高，那多美啊！不信我就到不了那么一天’。我们的小朋友一脑袋幻想，憧憬着美丽的将来。在她的空中楼阁里，最主要的人物就是她的丈夫，请大家听了这话别嗔怪。小姐们的心思转来转去不就是嫁个丈夫吗？她们亲爱的妈妈不也老在筹划她们的婚姻吗？”。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就是典型的蓓基“要做自己的妈妈”的心理。而不管是出于一个“做自己妈妈”的心理，还是一个小女孩的心理，在一个男权社会里，还是摆脱不了“嫁一门好亲事”这个明显的束缚，丈夫仍然具有某种特权色彩。

后来的有些评论家把蓓基看成是女权主义的典型人物，因为她不顾世俗的眼光，自己为自己争取幸福，哪怕她对幸福的定义仅仅是名利场中一个体面的位置。然而，我读这本小说的观感却不尽如此。若是女权，首先是相对于男权而存在的，而蓓基努力依靠自己，在名利场中打拼，却最终是为了获得男性的认可，谋得一门好亲事，让自己做一个人上人。这背后的逻辑和采用的方法论是一种更深入骨髓的对男性权威的依附，而不是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为自己的存在和价值的独立发声。因此，我认为将其和女权主义相互联系是有失偏颇的。虽然蓓基的确有某种追求独立自由的心理，但是其背后的心理逻辑却是和女权主义的某些观点不相吻合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爱米丽亚这部分。作者在第十二章中，描写了一段男性对女性的心理。文中这样写道：

“还有一层，男人虽然把那些眉开眼笑、脸色鲜嫩、脾气温和、心地良善、不知世事的小东西当神明似的供奉在家里，太太小姐们却佩服女中豪杰；而且比较起来，女中豪杰的确更值得颂扬和赞美。”

这一段可以部分地解释，后来乔治与爱米丽亚结婚不久，就对自己的新婚妻子产生了厌倦心理的原因。而乔治很快就被风情万种、千娇百媚的蓓基所吸引，甚至还想要与之私奔。

我们可以说，爱米丽亚代表了一种西方传统上相对完美的理想主义女性，那么蓓基则代表了一种野性的、功利主义的女性角色，她企图打破各种束缚。爱米丽亚是庸俗的、理想主义的，空泛地追求爱情至上，而利蓓加则是极端利己主义，也是庸俗的、实用主义的。作者似乎并无意对两类人物持有过强的褒贬色彩，只是借助这两个人物特征，对当时社会中一些空泛的理想主义化色彩进行了某种程度上的讽刺，也是对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爱情心理做的一次有趣而深刻的剖析。

对有些男性来说，相对于眼里只有甜蜜爱情的小家碧玉，更喜欢的是上得了厅堂的女中豪杰。而对于有些女性来说，小说中说：“崇拜英雄的本能是与生俱来的。女人里有的骨子里爱耍手段，有的却是天生的痴情种子。”

后文中对爱米丽亚痴情程度的描写，很大程度上是讽刺性的。比如“中尉那眼熟的笑容有一股不可抵抗的魔力，爱米丽亚多少天来牵心挂肚，淌眼抹泪，心里疑疑惑惑，晚上胡思乱想睡不着，一看见中尉，顷刻之间把一切忧虑都忘得精光。中尉站在客厅门口对爱米丽亚满面春风的笑着，雄壮得像个天神，连他的胡子也跟天神一样好看。”爱米丽亚喜欢一个人，就觉得这个人是天底下最完美的，连胡子都好看，这难道不是作者在讽刺和嘲弄这位“花痴”小姐么？

萨克雷塑造爱米丽亚这个形象的目的是什么？他想传达什么呢？其实，他用爱米丽亚这样一个痴情传统女性的爱情遭遇，一方面展现了当时女子在男权社会中对男性气质的依附，一方面也表达了作者尝试在小说中建构一种“破除偶像主义”或者说“破除英雄主义”的企图。

比较有趣的一点是，小说在描写两个女性角色时，也能找到与其他一些小说类似的部分。比如描写蓓基的一段话：

“难道你以为我穷，我没有亲人，所以也就不知廉耻了吗？难道有钱人不尊重，我也得跟着不尊重吗？你以为我不过是个家庭教师，不像你们汉泊郡的世家子弟那么明白，那么有教养讲情义，是不是啊？哼！我是蒙脱莫伦西家里出来的人。蒙脱莫伦西哪一点比不上你们克劳莱家呢？”

说到这里，我想到了《简•爱》中的简•爱对罗切斯特说的那段话，似乎也与之有一定类似的地方：

“你以为我会无足轻重的留在这里吗？你以为我是一架没有感情的机器人吗？你以为我贫穷、低微、不美、渺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和你有一样多的灵魂，一样充实的心。如果上帝赐予我一点美，许多钱，我就要你难以离开我，就像我现在难以离开你一样。我现在不是以社会生活和习俗的准则和你说话，而是我的心灵同你的心灵讲话。”

当然，简·爱的这段自白，满溢着感情色彩，而蓓基的那段话则更多是对自己没有得到平等地位的反抗和叛逆式发声，没有和任何真挚的感情色彩相连。不过，通过这两段某种程度上有所类似的文本，我们既看到了夏洛蒂•勃朗特借助简•爱这个人物角色的一次情感表达，也看到了萨克雷借助蓓基这个角色对19世纪英国社会现状的深刻批判。

两位作家都对把名利和社会地位作为衡量人的标准的社会常态，表达了自己的讽刺和不满，不管是借助一个独立自强，感情丰富的女性主义角色简•爱，还是借助一个“只能做自己的妈妈”、渴望不断向上攀爬、道德上有很多瑕疵的蓓基，都是如此。

这里必须插一句，勃朗特有没有读过《名利场》呢？她在创作《简·爱》时，究竟有没有受到《名利场》的影响呢？有些研究夏洛蒂•勃朗特的学者，专门对勃朗特是什么时候读过《名利场》做了一定的研究和调查。勃朗特本人的说法是：将《名利场》中的蓓基和简•爱对比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她也声称在写作《简•爱》之前，尚未读过《名利场》。不过这两处有意思的互文文本，对我们更深入的了解19世纪英国社会的图景，以及男性作家、女性作家在写作时的不同角度，也是非常有助益的。

我们再来看一段对爱米丽亚心理的描写，文中写道：

“她咬紧牙关骗自己说乔治•奥斯本是个忠诚的君子，虽然心里很明白这是诳话。她对奥斯本说了多少话，奥斯本连回答都没有。她常疑心他自私自利，而且对自己漠不关心，可是几次三番硬着头皮捺下这种心思。”

这段描写体现了爱米丽亚对自己丈夫近乎无条件的、自欺欺人的信任，或者认为将丈夫和任何不好的评价相互关联起来 都会违背婚姻和爱情的忠贞和纯洁。而这一点会让我们想起在伊迪斯•华顿的小说《纯真年代》中，看似纯真如白莲花的梅（May），却早已洞察自己的丈夫和表姐之间的暧昧情愫，用一种表面温驯但也不乏心机和智慧（当然也充满悲剧色彩）的方式维护了自己的婚姻。所谓“纯真年代”之中的每个人物也都不那么纯真。

那么爱米丽亚是不是纯真，是不是一心追求爱情呢？她具有一种未经玷污的纯洁色彩，那么在这个物欲横流、人潮涌动的社会里，也就显得那么的脆弱和无助。而无助与羸弱的性格特征也是爱米丽亚这个角色最终无法撑起“主角”形象的重要原因。

那么“纯洁纯真”与“无助羸弱”是否必然矛盾呢？在我看来，并不尽然如此，只是这两种特质在爱米丽亚的身上偶然相遇了。比如中国文学作品中，巴金《家》中的鸣凤就是一个例子，她漂亮、纯真、热情、温暖，同时性格刚烈，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爱情，虽然最后以悲剧收场，却永恒地成为了留存于文学史上的一个倩影。

如果我们再来看一下乔治对爱米丽亚的态度，书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面前这天真驯良的小东西就是他忠心的奴隶，他尝到自己的权威，暗暗惊喜。他自己虽然是大皇帝，可是慷慨大度，准备把跪在地上的以斯贴（Esther）扶起来，封她做皇后。”（以斯贴是圣经旧约中的一个犹太女子，后来做了波斯的王后）作者把爱米丽亚写为“天真驯良的小东西”，“忠心的奴隶”，而乔治作为男性，享受着至高无上的权威，也无限制地享用着女性的服从。

从此处可看，19世纪英国社会的不平等显然不仅仅存在于阶层固化，还有男女地位上的截然不同和不平等色彩。像我们之前探讨过的，蓓基即便是作为一个反叛者的角色，即便绝对不像爱米丽亚一样是个“天真驯良的小东西”或者一个“忠心的奴隶”，也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期待有位男性来“封她做皇后”，以摆脱她作为社会底层者那种艰难的生存状态。蓓基和爱米丽亚的爱情观和生活观念截然不同，但是却又有相同的一面，都受到了社会环境（男权主导的名利场）的牵引和控制。

从蓓基和爱米丽亚的感情和生活来看，不管她们是作为对既有社会状态的反叛者，还是对常态生活的遵从者，都是萨克雷笔下悲剧式的侧影，其人物命运和性格塑造也都具有悲剧性的色彩。我们在这些生动鲜活的人物中，也许能联想到其他作品中的人物，也许也能联系到我们当下的现实生活。我想这就是小说的永恒魅力之所在。

这一讲我们从细节入手，分析了主要人物，解读了他们的性格和命运。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被萨克雷丰富而细致入微的刻画所吸引呢？小说艺术的载体其实是语言艺术，这也是小说能够一度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原因之一。下一讲，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萨克雷语言的魅力。

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生安锋，我们下一讲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