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阿Q正传》评论史 | 说不尽的阿Q！

重读鲁迅，今天是第十九集。

 

前言  

文学评论界有句名言叫“说不尽的莎士比亚”。我们现代文学评论界可以把它改成“说不尽的阿Q”。《阿Q正传》自1922年连载完成以来，就一直引发各种各样的评论。在某种意义上，《阿Q正传》的评论史就是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

 

但这些评论在以后的数十年间，不一定都在丰富或深化我们对《阿Q正传》的认识和了解。反而，它也在记录我们的文学评论曾经是如何的迷失和混乱。所以本期节目，我们要特别讨论一下《阿Q正传》的评论史。

 

之前我们说过，阿Q精神至少可以有三种解读方向：

第一个是弱势群体在阶级压迫下的生存策略；

第二个是中国国民性的写实跟象征；

第三个是某种普世价值，普遍人性当中的弱点。

其实，第一第二种解读有相通之处，都是“欺软怕硬，自欺欺人”。而我个人认为，《阿Q正传》可看作是对中国20世纪革命的预言。有的评论与我不谋而合，有的则完全相反。

 

不同时代的不同解读 

 

50年代初，文学评论家夏志清认为《阿Q正传》之所以轰动中国文坛，主要是因为中国读者在阿Q身上发现了中华民族的病态。阿Q生活在自我欺骗的世界里，任人侮辱，同时要在失败面前装出一副自命不凡的样子。所以在中国读者心目中，这样的性格就是对国家近百年来屡受列强欺负惨状的一大讽刺。夏志清反复强调中国读者的观感，而且还认为阿Q非但代表了一种民族的弊病，还代表了一种正义感和觉醒，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当中大家最关心的一点。

 

在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30年》中专门有一节来讨论阿Q的接受史。从20年代到40年代，阿Q主要被看作是中国人品德的结晶，阿Q是中国精神文明的发生，精神文明建设就是阿Q建设。这一章由钱理群执笔，对于阿Q，钱理群持比较严厉的批评态度，他认为精神胜利法是中华民族觉醒和振兴的最严重的思想阻力，所以鲁迅的《阿Q正传》是对我们民族的自我批判。

 

但是在50到70年代，那时候的人们其实是强调阿Q的革命性。评论家陈勇说，阿Q在土祠做的梦虽然混杂着农民原始的报复性，但他终究认识到革命是暴力，毫不犹豫地要把地主的私有财产变成农民的私有财产。持有人不同，私有财产不变，所以这本质上是农民的革命思想。他还认为，小说后半部鲁迅是从被压迫的农民的观点出发，对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到了80年代，汪晖等人则倾向于讨论阿Q精神的人类学内涵。他们认为，小说表现的是阿Q作为一个个体生命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引用恩格斯的话说：“既然对物质上的解决感到绝望，就去追求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在追求思想上的安慰，已摆脱完全的绝望境地”。当然，把阿Q精神称为“思想上的解放”，理论上太拔高了。但以这样的说法来看，人的生存困境是永远不能摆脱的，所以精神胜利法也就无可非议了。

 

故而简单的概括，阿Q这个文学人物自诞生以来，20到40年代是国民性代表；50到70年代是革命的农民；80年代以后是存在主义的生存困境。

 

20年代的阿Q 

 

我个人最关心的是百年阿Q评论史当中的两个特殊阶段。

 

首先是20年代后期。彼时鲁迅受到了以蒋光慈、钱杏邨为首的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一班激进作家的批评。他们说鲁迅过时了，证据就是：阿Q时代过时了。其中最有名的是钱杏邨的一篇文章《死去了的阿Q时代》： 

阿Q是不能放在五四时代的，也不能放在五卅时代的，更不能放在现在的大革命的时代的。现在的中国农民第一是不像阿Q时代的幼稚，他们大都有了很严密的组织，而且对于政治也有了相当的认识；第二是中国农民的革命性已经充分的表现了出来，他们反抗地主，参加革命，近且表现了原始的Baudon的形式，自己实行革起命来，决没有像阿Q那样屈服于豪绅的精神；第三是中国的农民知识已不像阿Q时代农民的单弱，他们不是莫名其妙的阿Q式的蠢动，他们是有意义的，有目的的，不是泄愤的，而是一种政治的斗争了。

 

50年代的阿Q 

 

然后是50年代。50年代是阿Q评论史上一个神奇的时代。我的导师钱谷融教授在50年代中期写了一篇非常有名的论文《论文学是人学》，在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文中记录了一大段当时有关《阿Q正传》的争论： 

关于阿Q的典型性问题，已经争论了好几十年了，但是直到现在（1957年），大家的意见仍很分歧。何其芳同志一语中的地道出了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困难和矛盾主要在这里：阿Q是一个农民，但阿Q精神却是一个消极的可耻的现象。”许多理论家都想来解释这个矛盾，结果却都失败了。

难道这真是一个不可克服的困难，无法解决的矛盾吗?事实上—点也不是如此。对于一个没有受过错误的典型论的影响的人，是既不会感到困难，也不会觉得有什么矛盾的。为什么农民身上就不会有或者不能有消极的可耻的现象呢?是谁做过这样的规定的?你无论从实际生活中，或者从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都找不到这种根据……解放初期，不是就有许多人认为：说阿Q是一个农民，是一种农民的典型，是对我们勤劳英勇的农民的侮辱吗?

群众之所以会提出这种指责，正是受了理论家的“熏陶”的缘故。因此，理论家就不得不自食其果了。针对这种指责，理论家赶快声明说：阿Q只是个落后农民的典型，并不是一般农民的典型(幸喜没有人肯自居于落后农民之列，不然，恐怕也会要有人出来抗议的)。同时，又特别强调阿Q的革命性，以期使他虽然有着那么多的缺点，终于还能配得上他光荣的农民身分。

但把阿Q说成是落后农民的典型，问题依旧并没有解决。落后农民毕竟还是个农民，而且，他的落后决不是天生的，正是因为有了阿Q精神，才使他成为一个落后农民的。那么，他身上的阿Q精神，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过去，冯雪峰同志是把阿Q和阿Q主义分开来看的。认为阿Q主义是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东西，不过由《阿Q正传》的作者把它“寄植”在阿Q的身上罢了……李希凡同志认为雪峰同志这种说法，实质上仍然是“把典型仅仅看作是一定社会力量的本质的体现”的观点在作祟。但是，他自己的说法，其实与雪峰同志的说法，并无多大的差别。

 

用今天的话简单来说，冯雪峰认为阿Q精神是一种病，本来属于“赵家有钱人”，后来传染给穷人阿Q；李希凡则认为鲁迅就是为了揭露为什么有钱人要把这种病传染给穷人阿Q。

 

时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何其芳也参加了讨论。他不大同意冯雪峰、李希凡的“病毒移植论”，他认为精神胜利法是不同阶级的人都可以有的。这样的认识被李希凡批判了，说何其芳的认识是超阶级的人性论。当时参加讨论的还有罗大冈、钱学照等人，他们认为既是典型就必然体现阶级性。

 

石一歌（复旦大学、上海师大教材编写组的别称）在文革后期出版的《鲁迅传》中也有对《阿Q正传》的一段评价：

《阿Q正传》正是通过对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的批判，揭示出了一个历史的结论：资产阶级再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了。

 

这一观点同我的看法有相近之处，都认为《阿Q正传》是写20世纪的中国革命。区别在于，我认为《阿Q正传》写的是贫民革命；石一歌则认为《阿Q正传》是在批判资产阶级，这是文化大革命当中的鲁迅研究。

 

阿Q评论史的影响 

 

《阿Q正传》的评论史，其实也就是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史。里边的种种评论放到今天都不过时，仍然在影响制约着我们文艺的发展。

 

比如，现在的作品里写一个奇葩的贪腐官员，评论家会说：我们的干部是这样的吗？

电视里有大学生姐弟恋或非异性恋，评论家会说：这是我们90后青年的主流吗？

小说里写一个人或者一家人在十年动乱中发疯变傻，评论家会说：这种情况在六七亿中国人民当中到底有几个？到底是不是典型？

 

假如鲁迅当年也碰到类似的追问：你写的阿Q在哪里？我想鲁迅一定也哑口无言了。 

 

我们下期继续。

 

预习通知 

下期主讲文章《药》，出自小说集《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