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 鲁迅：我的真诚就在于我承认我不够真诚

重读鲁迅，今天是第九集

大约1935年，在鲁迅逝世之前，评论家李长之写了一本《鲁迅批判》，由北新书局发行，大概是鲁迅研究最早的专著。李长之在书中将鲁迅的精神进展分为六个时期。

精神分期 

第一个时期是鲁迅1岁到37岁（1881—1917）。这个阶段正是政治波澜很多的清末民初，此为鲁迅的成长和准备时期。

第二个时期是38岁到44岁（1918—1924）。李长之将这个时期的鲁迅称为“精神界的战士”。我们之前节目中读过的散文大部分写于这个时期。

第三个时期很妙，是鲁迅的45岁到46岁（1925—1926）。此时鲁迅受北京“三·一八事件”的刺激，个人生活上也开始与许广平来往。据说北洋军阀当时列有一份50人的“过激教授”名单，鲁迅便位列其中。李长之问鲁迅怎么办，鲁迅说，装死。结果鲁迅没有“装死”，而是很快去了厦门，然后去了广州。

第四个时期，46岁到47岁。李长之对鲁迅后面的分期都很短，说明在1924年以后一两年时间里，鲁迅的生活状况、精神状况、作品形态都有重大的变化。他从厦门大学到了中山大学，是因为“鼻来我走”，这个词以后会跟大家解释。这是鲁迅相当悲哀愤怒的一个时期，他与许广平正式同居也是在这个时期。

第五个时期是47岁到51岁（1927—1931）。这个时期鲁迅同时跟几个方面论战，我们以后要详细讨论。李长之的说法是，这是鲁迅思想最健康、精神进展达到顶点的时期。

第六个时期就是1931年到1935年，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李长之说鲁迅这个阶段是精神困乏时期，不知道是衰歇还是更新的酝酿，现在来看他的眼光非常准。这是鲁迅跟左联、跟各方面势力作斗争的时期。

研究鲁迅生平的人很多，类似的书也很多，但李长之的研究比较早，很有趣。

照这个分期，我们前几期读的散文《春末闲谈》、《灯下漫笔》、《论睁了眼看》等，都是“精神界战士”“装死不成”的作品。把这些散文收集起来出书，鲁迅起名字叫《坟》。鲁迅还特地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写在<坟>后面》。 

鲁迅的心里话 

这是一篇很动感情、坦露真心的文章。鲁迅说编辑旧文时，

不知怎地忽有淡淡的哀愁来袭击我的心，我似乎有些后悔印行我的杂文了。

为什么后悔？鲁迅说：

这不过是我的生活中的一点陈迹。如果我的过往，也可以算作生活，那么，也就可以说，我也曾工作过了。但我并无喷泉一般的思想，伟大华美的文章，既没有主义要宣传，也不想发起一种什么运动。

这些主义、运动我们后来都很熟悉，不过鲁迅当时都否认。

不过我曾经尝得，失望无论大小，是一种苦味……而人们有时却极容易得到安慰，又何必惜一点笔墨，给多尝些孤独的悲哀呢？

鲁迅的意思是，一点文字也算是一种补偿，那他就写一点。我们今天再读鲁迅，也是为了避免，或者说是咀嚼这种孤独的悲哀，亏得鲁迅把这些杂文收集起来。

鲁迅客气地说：

其间自然也有为卖钱而作的。这回就都混在一处。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就这样地用去了，也就是做了这样的工作。然而我至今终于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么。比方作土工的罢，做着做着，而不明白是在筑台呢还在掘坑。所知道的是即使是筑台，也无非要将自己从那上面跌下来或者显示老死；倘是掘坑，那就当然不过是埋掉自己。总之：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不过如此，但也为我所十分甘愿的。

读到这里，我也不禁有点感慨。我们到他的《坟》里，其实是某种“精神盗墓”。

把生命的一部分掩起来，叫《坟》，对自己是珍惜。对别人，鲁迅说：

愿使偏爱我的文字的主顾得到一点喜欢；憎恶我的文字的东西得到一点呕吐。

刚一抒情，马上露出刀锋，鲁迅自信他的敌人也会读他的文字。他晚年也说过，人活着既为他所爱的人，更为他所恨的人。

在《坟》里他特别推荐的是最早的《摩罗诗力说》和后面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他说：

因为这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溅了我的同辈和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所写。

此时的鲁迅既是“精神界的战士”、舆论界的领袖，又十分脆弱敏感，乃至时时被悲观黑影环绕的心理世界。评论家夏济安说，他“严厉的外表下掩盖着敏感的神经，最硬的骨头里跳动着一颗温柔的心”。

接下来一段很罕见，鲁迅直接对他的读者说出心里话：

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有时批评说，我的文字是说真话的。这其实是过誉，那原因就因为他偏爱。我自然不想太欺骗人，但也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大约只要看得可以交卷就算完。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

这段话包括两个意思：第一，鲁迅没有对读者全说心里的话，没有完全真实，并不完全真诚；第二，鲁迅认为自己心里太黑暗。鲁迅说，我还想生活在这社会里，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怕于读者有害。

下面这段话常被很多人引用，他说：

有人以为我信笔写来，直抒胸臆，其实是不尽然的，我的顾忌并不少。我自己早知道毕竟不是什么战士了，而且也不能算前驱，就有这么多的顾忌和回忆。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的青年，迟疑不敢下笔。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罢。

在《两地书》里给许广平的一封情书中，鲁迅表达过相同的坦白，他说：

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则我已在《呐喊》的序中说过，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

《两地书》对于研究鲁迅思想其实非常重要，比文章表达了多一层的意思。前面说了两层意思：一，我没有完全说心里话，二，因为心里太黑暗，怕影响读者。但是还有三，就是自己终不能确知自己的思想是否正确。

鲁迅本质上是个“矛盾”

鲁迅始终站在超人的立场，是一种启蒙的姿态，如同大人教育小孩儿。但更深的问题是，这个超人、大人，这个清醒的、世人皆醉我独醒的人，他也无法确信自己心中的黑暗是否确实是黑暗。

夏济安说鲁迅“想扛起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去光明之处”。夏济安理解这个闸门就是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化，以及他自身不安的内心。

这悲剧就在于鲁迅自认为背负这么重的苦魂，内心却不能肯定。不能肯定：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所以紧接着上面与读者交心，他又说：

但也偶尔想，其实倒还是毫无顾忌地说话，对得起这样的青年。但至今也还没有决心这样做。

我不知道鲁迅终其一生有没有这样做，有没有毫无顾忌地说话，他说：

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罢。

日本汉学家竹内好说，鲁迅本质上是个“矛盾”。正如革命家孙文被认为是混沌体一样，文学家鲁迅也是一个混沌体。给自己前半生的生命做了一个“坟”，再写上这么一篇墓志铭，自己却正苦于，一方面以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之流多不舒服几天作为战斗目标，来为自己的论战性文字寻找理由；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自己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

李泽厚先生最近在美国写了一篇《关于“伦理学总览表”的说明(2018)》的长文，在文中特别欣赏鲁迅的自我矛盾，他说：“鲁迅一直在提倡启蒙中超越启蒙，质询生存的意义，又仍然在超越启蒙中提倡启蒙，奋力与黑暗抗争，亦狂亦狷，此即中道，这才是现代中国人的修身。”

在此意义上，《坟》也是一座纪念碑，上面刻着这样的字：

我的真诚就在于我承认我不够真诚。

下期，我们开始读《热风》。 

预习通知

下期主讲文章《题记》、《随感录三十五》，出自《热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