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管理还是数字化失控？

课程金句 

第116集 数字化管理还是数字化失控？

今日文稿 

大家好，我是余秋雨，我们继续开课。

上次我讲了中国文化的一个很大的弱点，叫较少公共意识。我是从公共空间来说起的，大家印象很深，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大的弱点。第二个弱点是较少实证思维，实是实际的实，证是证明的证，实际证明，叫做实证思维，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弱点。这个弱点和公共意识相比，它的问题一点不少。某种意义上，可能会更大一点。它指的是什么呢？

这个话是从一个美籍的历史学家，也是华裔的历史学家叫黄仁宇教授那里得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启发，黄颜色的黄，仁义道德的仁，宇宙的宇，他现在已经不在了。他是这样讲的，他说中国文化在思维逻辑上最大的毛病是缺少数字化管理。他的著作刚一发表的时候，我们好像不太了解他指的是什么，甚至我们翻译“数字化管理”的时候，还翻译成“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这样很勉强的说法。但是，现在我们全民都知道数字化是怎么回事了，我们的大数据时代已经来临了，我们非常明白黄仁宇教授指的是什么了。

数字化管理的缺失 

黄仁宇教授他比较深刻的是，认为缺少数字化管理是很多像封建观念、保守主义、极权主义等等毛病当中的一个基座。什么叫做缺少数字化管理呢？譬如，在朝廷上皇帝决定要不要打这个仗，大臣们痛哭流涕地都在讲忠和奸，都在讲我们朝廷多么重要，对方多么的糟糕……很少有人走出来，说我们这个地方现在有多少兵，我们有多少粮食，我们库存银子有多少，这就叫数字了。而且数字不能空讲，要讲得非常实在。我们从那儿调过来，调过来的道路是多少里路，要走多少天，我们调过来押送队伍需要多少人，这个叫数字化管理。

但是我们朝廷上更在乎的是，那些慷慨激昂或者痛哭流涕的声音，忠和奸比什么都重要，比数字重要，甚至于比真假还重要。因为数字可以决定真假，这件事情能做不能做、是真是假，都是由数字来标明的。这一点呢，在中国历史上历来不重视。应该说，古代大家都不太重视，但是由于欧洲比较早地进入了科学主义的启蒙，当科学主义启蒙出现以后，它已经开始摆脱了这种毛病，就是所谓假大空的毛病，也就是进入到数字化管理了。

我们的感受其实蛮深了，我后面还会讲到黄仁宇教授凭什么东西来证明我们中国历史上严重缺少数字化管理，这里我只讲讲我们这一代人小的时候的感觉。我们小的时候经常遇到很多很惊人的数字，但是这些数字都没有获得管理，所以有数字而没有获得数字化管理。我还在初中的时候能够读报纸，在报纸上看到的全是吓人的数字。譬如粮食亩产20万斤，因为零很多，所以我们要摸着手指头去算。还有，一天能够炼多少万吨钢，15年赶上哪个国家，20年赶上哪个国家，都是数字。而且在搞运动的时候也提到好多数字，但是没有被管理也没有被实证，数字未被实证就不是我们今天的数字化的要求了，就是胡言乱语的数字了。

大量存在的非实证思维 

中国历史上这种非实证的思维是大量存在的，我到台湾去演讲的时候经常会讲到，大陆有，台湾也有。当年国共政权在打仗的时候，国民党方面提出三年必须消灭对手，有的时候又提出八个月必须消灭对手，三年和八个月好像是数字，但这个数字是从哪里来的呢？完全没得到控制。

再远一点，包括我们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建国大纲里边，也有大量的数字，但这个数字多数都是理想性有余、实证性不足，这也是比较典型的中国式的思维。黄仁宇教授，为了说明我们经常遇到的这种数字化失控，他举了几个例子。他举了一个明代朝廷的原始资料叫《明实录》，明朝的明，实际的实，记录的录。实录照道理应该是实实在在的，但是，他说嘉靖年间记录有一次铸钱，有9500万管，它是写在这个《明实录》里边了。黄仁宇先生说，这个数字——一次铸钱9500万管，是明代200多年前铸钱的总数的十倍以上。这个数字是完全失控了，简直就叫乱写。乱写到了什么程度呢？

他举了很多很多这样的数字以后，惊讶的不是乱写，惊讶的是，《明实录》写上这些以后，任何奏报者、统计者、记录者、抄录者、核对者、校订者和查阅者，全都毫不在乎。全都毫不在乎，这是很恐怖的现象，这就变成中国的文化习惯了。黄仁宇先生又在明朝的档案里边找到，全国军屯的粮食居然在1505年到1518年这整整14年间，粮食的数字都是104万又158万旦，十四年每年都一模一样，一旦不多，一旦不少。

我为什么特地记下这个数字呢？也是黄仁宇先生所说的，他说那么大的国家的粮食储存，十多年间，每一年可以一旦不多、一旦不少，那只有一个结论，就是后面所记录的全部是抄14年前的数字，完全没有经过调查、没有经过实证。还有，他说在里边写的兵力，后来据其他史料证明，这个兵力连真正兵力的5%都不到，这不仅是骗了老百姓，更骗了皇帝。

这个就证明了，我们中国文化在数字化上的一个大弊病，就是数字化失控。问题不在于一般的人乱写，黄仁宇先生找的是《明实录》和明代的国家档案，国家档案都可以那么乱写，而且乱写的时候的严重性就是，一大批的阅读者、校对者、查阅者发现问题毫不在乎，而且也不把问题当问题。可见，我们的文化在这方面又是个盲区。中国文化除了前面讲的公共空间是个盲区之外，那么实证思维也是个大盲区，这个盲区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讲完，要讲好几次，今天先讲到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