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和勇气：成为理想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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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金句 

第112集 理性和勇气：成为理想的知识分子

今日文稿 

大家好，我是余秋雨，我们接着昨天的课继续讲下去。

我们在讲到社会公德的时候，总觉得社会公德的话语被一些非实践形态的人掌握着，他们自己的实践非常糟糕，话语又空洞不堪。讲到空洞不堪的时候，就牵涉到我讲的第二个形态了，就是他们讲的非寻常形态，也就是人们很难实实在在地做到。他们总是讲历史上很遥远的，或者地理上很遥远的、传说中的、我们无法亲近的、也没有机会学习的这种典范。这个是一个国家公共道德水准不高的非常典范的现象。

我有一次在美国纽约就听到南美洲有两个社会评论家在讲，为什么我们国家的道德水准太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空洞话语太多、实践话语太少。在全世界考察以后，这两个记者得出个结论，他说如果我到一个A国、到一个B国，到了A国以后，里边全部是神圣话语、古代圣贤、高台教化；而B国它提倡的是准时上班、依法纳税。哪个国家更有前途？他的结论是B国更有前途，因为它是可以实践的形态。准时上班、依法纳税——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你讲的是古代圣贤，讲的是神圣话语，那是远在天边的事情。

我不是很同意南美洲这两个记者的结论，因为我觉得我们道德里边除了日常遵守的一些公德规范之外，还需要有人格典范。所以，有古代和外国的一些人格典范放在眼前其实也不错。那两个人因为受到他们国家里边那些滔滔不绝的宣传太多，他们就觉得这样的人肯定是败坏道德的。但是在我们中国人看起来，有一些东西也还是可以的，就是有一些高的坐标竖在那还是可以的。

被替代的社会公德 

但是，我确实也感到了一点，就是我们在社会公德当中，动不动就用一种绝对化的词句来传播的时候，这个时候的道德水准其实是比较差的。我在很年轻的时候经历过一个浩劫的时代，当时你知道纯洁到什么程度，叫做“狠斗‘私’字一闪念”。就是一个人心中有“私”字，只要一闪念，就要狠斗。大家想想看，只要是人，他怎么可能没有“私”字一闪念呢？那个时候道德是极端的纯净，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时代，也就是人和人之间互相揭发、互相批斗、互相整的时代，整得大家家破人亡，整得大家都没饭吃的那种时代。所以，千万不要把高标准和它的实践形态联系起来。现在有一些年轻人觉得那个灾难时代好多人不知道，所以说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纯粹道德流行的时代，我作为过人告诉大家，不是这样的。理想主义的纯粹道德盛行的时代，那个时候社会的道德实际水平不会太高。

社会公德一定不能采取这种非实践形态、非寻常形态。我们需要有一些人格典范，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要传播公德形象、公德行为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实践形态、寻常形态。还有，社会公德不要被好多东西所替代。我们中国经常有这样的一些特点，就是道德行为经常被职业行为所替代，这是什么概念呢？比如，一个工程师把工程做的不错，一个营业员服务态度不错，一个教师教书教了几十年，其实这都是职业行为，而不是我们所说的道德行为。当然它有道德基础，但是不是道德行为。

但如果这个工程师他搀扶着一个残疾人过街了，如果这个营业员帮助了一个前来问路的流浪者，如果这个教师阻拦了一辆超速行驶的摩托，这些事情虽然很小，这倒是关注到社会公德。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经常把那些职业行为当作道德行为，一个人戏演的不错，就被认为是道德行为，而且给他/她一个称号叫做“德艺双馨”，德还放在前面，即使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位演员的德好到哪里去。所以，社会公德老被替代呢，社会上的公共道德坐标就显得非常薄弱了。公共道德坐标我讲的公共道德坐标不一定是出现在非常惨烈的场面当中，我指的是在寻常状态当中，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要遵守的就是公共道德。

由于我们缺少公共空间的充分的认知，我们这方面确实比较少，比较狭隘。这里边我想举个例子，也就是什么样的公共道德或者公共空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呢？我曾经在《行者无疆》里边写到，有一次我在德国的一个城市斯图加特晚上过马路的时候，我和两个德国学者的交谈。路上其实都没车了，欧洲比较安静，但是有红灯的时候大家还是站在那。专门研究社会问题的一个德国教授跟我讲说，余先生，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解释没有人的时候我们也不能闯红灯？我很简单地说，遵守任何法律规范是不受条件限制的，在任何条件下都必须遵守，这样才能维持我们的交通法规的尊严。

另外一个德国教授说，我想告诉你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比我们这样讲还要更深刻一点。最早是一批欧洲的知识分子，他们进行了这样的论述，什么论述呢？就是路上虽然没有车，但是十字路口有红绿灯的地方，四周一定有高楼，高楼里边一定有好多窗口，一定要想象有好多孩子在窗口里向外看路口，这个时候你如果闯了红灯，很安全，这就给窗口看街道的那些孩子一个反面的教育——红灯是可以闯的。如果给这些孩子正面教育，那就是你闯红灯的时候被撞了，这当然很惨烈了。所以，你站在那个路口的时候，即使没有车来车往，看到红灯你也别穿越，你等于给无数的窗口当中有可能存在的孩子们的眼睛，一个正面的教化。讲得很好。

这就是当年定交通规则的时候，好多知识分子的论断，这个被管交通的警方接纳了。这就是对于公共空间的关注，而且这个关注是按照知识分子的伦理水准和他们的学术水准来提出的，让大家感到心悦诚服，所以大家都接受了。我说，我对欧洲知识分子比较佩服的地方，就是他们参加了很多和他们似乎没关的公共空间的事务。提这些建议的教授，其实他不是交通学的教授，也不是社会城市管理的教授，都不是，他就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发言。

理想的知识分子 

所以这里边就牵涉到一个问题，什么叫做理想的知识分子呢？他就是愿意对公共空间负责。面对这样的知识分子，我想起德国最大的哲学家康德讲的一句话。康德他对法国启蒙运动时候的那些知识分子，给予最高的评价，他认为他们这些知识分子的特点应该成为一切知识分子的典范，用一句话来概括叫“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这句话我再读一遍，“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这当然也有另外一个翻译方法，就是“有勇气在一切公共空间运用理性”，这就回到了我今天讲的一个话题的本源，公共。 

我们所说的公德并不仅仅是搀扶一个老人过街，不完全是这样的事情。你作为知识分子，就一定要有理性对公共空间经常做出思考，有什么好的东西要有勇气提出来，然后来改善，这就是知识分子对公共空间应该负的责任。

请大家注意，康德这么一个看起来好像不管世事的哲学家，他提出公共事务和公共空间的极端的重要性。窗外的事情在中国的文化看来，是属于流俗的范畴，但是在康德看来，却是知识分子要面对的主要目标。知识分子的主要目标是公共事务和公共空间，而且运用的时候要理性，而不要矫情，不要用一种过度的思维。譬如，中国宋代和明代以后提倡忠孝节义、三从四德，一开始都是不错的，但是后来变得矫情了，把它搞过分了，失去了理性。忠孝节义和三从四德在很长时间之内，它失去了理性控制，使一些本来可能不错的概念失度了，失度以后就不对了。

这就是康德所说的理性不够，就是说在公共空间运用理性，而且要有勇气，为什么呢？为什么要知识分子？因为关于公共空间的问题，本来大家自由惯了、散漫惯了，在这种情况下，你有勇气提出来，尽管会遭到非议，你还要坚持。这一点，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公共空间的责任远远不够。

谢谢大家。